――2019年1月24日教师大会讲话
陆丹校长在全体教职工大会上讲话
一、回顾
岁末年初，最容易让人们感受时间的力量。
因为感知时不我待，我们可能曾经极力走出沉重的历史，因为感知时不利兮，许多人可能又重新走进历史。
一个学期过去了，所有的收获、坦荡或纠结、满意或遗憾，都己经过去，对我们而言记得几件事就好了：
我们每个人在自己岗位上的努力，累积了学生继续成长、学科继续提升、学校继续进步，这所大学因为我们每个人在这里而幸运，缺一个都不行。
我们每个人从四面八方来到三亚，这所城市因为我们在，人口中人才比例提升；因为我们在，城市有外脑支持、有科学与文化沉淀。别人知道或不知道、感觉到或感觉不到、承认或不承认，都不重要，因为这是一所大学与一座城市关系的普遍真理，我们在它就是，我们内心觉得值得。
我们每个人在过去的2018年，没有为地方债务、乡村贫困、环境生态、房价高企等等危机添堵。换言之，我们没有成为国家负担。相反，我们是社会稳定的稳定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国家海南自贸区（港）战略的重要基础――我们贡献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好的培养的人才和生产的知识。
刚才分享了全校工作回顾和各学院的排名，感谢所有学院和全体师生员工的辛勤劳动，恭喜排位在前的学院有更多的收获，几所落在后面，我怎么看？有人说愚蠢比癌症可怕，不可救治。几位院长是聪明人――不抱怨、不放弃、积极、正能量，相信假以时日能和学院师生员工一道能争得上游。
作为知识分子，我们知道民办大学的知识分子一样生产公共知识，培养公共人才，服务公共领域，关心公共事业。所以，我想我们在对标学校办学的学生中心、课程三度、学科建设和专硕建设、人才队伍等等具体目标之余，也许需要相互分享更为广阔和深远的大学和大学人的思考。
二、问题
我个人在办学过程中遇到许多难题会归结到法治及规则、目的与手段、定位与被定位等等原则性问题每一个问题都看似硬邦邦的没有弹性，原则正确，过程却未必善良与美丽。为此，自我会变得矮小与无奈。我希望找到敬重硬化又脱硬伤的方法。这些原则问题是：
1. 法治、规则
中国存在涉及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诸多问题，最终归结为法治和法治水平。地方债务、生态、腐败、民营经济退缩、投资失败、民生问题等等国家治理的攻坚战，哪一项都是技术难题，但没有哪一项不与法治水平相关。在法治水平还不高的路上，过程中的我们怎么行动？
学校组织也存在涉及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许多问题，最终也归结为合规和合规水平。人才作用、教学质量、科研产出、服务能力以及职业操守等等，都考量专业能力，但没有哪一项不与合规水平相关。在大环境的法治水平和小环境的合规水平都在路上时，我们怎么行动？怎么样做自己？
2. 目的与手段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为了现代化，个人为了脱贫致富，目的与手段问题一开局就凸显进公共领域，也许几十年过去，争论并没有完全结束。
科学主义某种怎么弄都行的中国版“弄潮、闯海、敢为人先”旧版创新已经不是普遍共识，当下的创新和创造已经先立方向和价值观，立标准和立规矩。
有人可以判断改革初期不忌惮越界越矩的一波政策红利已经过去，有人可以感叹像海南这样的后发区域没有利用好最大的政策窗口期，有人可以批评一些地方政府显得保守而作为不足。但这个大势已形成，再难挽回。
与目的与手段问题相应的还有目的和路径关系的问题。对标国际的技术路径还继续存在，但对标他者技术标准体系以及体系背后的制度和文化正在受到又一波质疑。随着多国共起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贸易战，交汇对方都在反思和重新路线规划。中国许多行业许多方面自己雄心勃勃的在立标，你可以问是不是都在时候、是不是都必要、是不是经济、是不是都可能，但价值观和技术的换道跑都已经是大势，必须面对，许多在政策和市场敏感的人和组织，已捷足先登、已在站队。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怎么办？
目的和方法关系的问题也正在探索。与手段、路径的价值正当性问题同理同源，实现目的的方法确定性、恰当性等等也面临挑战。地方全面发展观念与其经济发展方式的评价方法、生态观念与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方式、公正和公共观念与公务员事业单位财政预算及支付办法、科学观念与教育评价方法、大学学术竞争力的真与假、教师负担的增与减、学生课程的金与水等等。
我怀疑方式方法问题只有从当下某种力量重新认知的现代化进行体系性范式转换才能解决。让我焦虑的是：我们是不是从另一个方面在为一个正确的目的不择手段？这次不是道德不道德的问题，而是科学不科学的问题。
3. 定位与被定位
定位问题一直存在。我们每个人存在于特定的时间、空间和文化的过程中，愿意不愿意，我们都在给自己定位。但问题是，给自己定位时，不得不受其他要素影响而难免被定位。
自己被父母定位、老师定位，成为老师被职业定位、专业定位、学科定位和被社会身份定位，所生活的城市被有决定权的人定位，社会的定位不会是一个个人意见相加后平均的结果，总有人对社会定位有更大的影响力。问题是，通过什么方式、什么路径、经过什么程序才能够得到更科学、更合理、更真实反映智慧的决定性影响力？
中国带着存量巨大的农耕文化和农耕思维进入现代化，父权思想不但有意无意或多或少的决定子女、妻子的定位，也进入职业决定学生、下级的定位，甚至公司、社区、城市、大学也在被一种不合时宜的旧思维在定位。
我来到这座城市十四年，六任市委书记有不完全一致的城市定位。这不是语言差异，这种定位由于领导人掌握特殊的资源深刻影响一座城市阶段性发展并产生深远的滞后效应。几任厅长和更多的领导也会随政策走向和个人经验对学校有不同的定位要求。幸好，他们对我们是宽厚的，我们虽然经常性被善意的定位提示，但我们从来是自己定位自己，自己积极响应环境、最终给自己定位与简单顺从别人的地位肯定不是一回事。那么，我们是怎么能够做到的？根本回答是，我们没有体制资源支持，也就没有体制资源依赖。不等不靠是无奈，也是幸福。
定位一所城市需要考量许多因素，定位一所民办大学需要考量同样多的要素。
定位受制于：体制、资源和资金、社会需求、政策支持，自身认知和行动的条件和能力。
定位还取决于自身能力：知识条件-常识和专业、资金，需求条件-不重复别人，能力条件-竞争力，政策条件-同向但不必重复，战略条件-长期坚持一贯的理性行动等。
定位过程需要主体性自觉：回到自主性-自己思考，回到科学-地方性特质与规律，回到民主-多种角度的平衡），回到良知-职业责任，回到多种维度以后的平衡而不能只回到一种意志。
列出这些假设，我们就知道有人可以自己定位，有人大概率可能被定位。
三、分享一部电视剧
我反复几次看过《红楼梦》，据说能帮人脱俗。我看《唐顿庄园》，同样寄希望透过一个西方名门望族的兴衰故事，得到些许荣辱得失过后能够助人看通透的启示。当然，东西方两个家族的兴衰是不一样的逻辑，《红楼梦》随皇权得宠失宠而梦起梦醒，《唐顿庄园》随时代进步脚步而与兴盛往事渐行渐远。
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早已经历工业革命理性洗礼，经历殖民辉煌后的财富，经历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批判。庄园经济面临新世纪（一战前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转变）挑战。《唐顿庄园》围绕家族财产继承展开故事。作品主旋律是：温情的旧秩序在淡出历史舞台。曾经用光荣革命方式完成新旧交替的英国社会正经历一场新的交替。作品通过庄园主人子女的婚姻和仆人的工作角色一个个脱序为主轴，反映旧的秩序面临体系性变迁。
我看《唐顿庄园》，一边剖析对世界认知的心路历程，一边把认识的人一个个过了一边。令人沮丧，我很难普遍确认与中国人同质性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我找不到中国相类文学作品中相似品格的人物形象。即便已经进入现代化大半程，我们离英国那个已经过去的时代还有距离。
同样是历史悲歌，比如《红楼梦》，更多的悲伤逝去的日子，除了悲剧人物命运尤其是爱情伤逝外，没有其他太多值得挽留的价值，《红楼梦》更多的是情殇以及制度与人的过与错、罪与罚。
中国近代以来一直经历社会变迁，我们经历的是，更多的把旧制度的不合时宜连同旧日子的人间温情打碎一地。在中国习惯性的将旧过往都扫尽历史垃圾堆时，一定是制度是非对应着的身份善恶，然后是作者与大众泾渭分明的一声历史长笑，少有历史过程中对他者尊严和自我高贵人性美的守护与慰藉。似乎，我们每个人都在为一个历史对错负责，并同时抽离对人以及对自己生命自心的负责。
现在，我来尝试回答我的疑问：
关于法治和规则还在路上人怎么行动的问题
毫无疑问，遵守法治，尊重规则。在法律和规则没有改变之前，只能用事实证明自己合法合规而不能选择其他方法。这才是法治社会、制度治理的公共基础。
遵奉法律与规则是高贵的。无论他是庄园主还是庄园仆人，无论他有什么高尚或不得已的动机。
同时，与遵守法治和尊重规则同样重要的是尊重人格。我不能评价法治，这是个大课题，我只想评价规则，每个被规则限制的人和事，只有在规则面前的难过，没有在任何道德和任何人面前的难堪。
我借此机会向三亚学院每位在规则面前难过一时的老师和学生说一声，你们每一位都与任何人一样高贵，规则对事不对人。规则衡量过后，于我内心，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让别人难堪的自己已经不堪。
我任地方的三届人代会代表，检察院、法院每年有众多的各种法律审判数据，加上各个组织内部的纪律处罚以及人在各种评价系统的低位评价等等。我曾经粗略计算，如果计算这些“被处理”的人群在区域总人口的比例，以个人计算，占区域本地人口的小几十分之几的概率；如果，以核心家庭计算，则是十几分之几的概率；如果，以大家庭计算，则可能变成几分之几的概率。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利用道德作为管理工具，更不能作为人身攻击武器。换言之，如果你用道德作为鞭子鞭打人，那么这个长鞭挥舞不到半圆就会抽到自己身上。
关于目的与手段如何
目的与手段
几乎是所有人在目的与手段是否都合善都有可能会犹豫过，敬畏法律和良知的人们还是选择二者的一致性。即无论多么善意的目的，也需要配合相应善意的手段。善意的手段是合法合规并为他人着想。保持高尚正当的目的与相应的手段是高贵，哪怕自己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仆人贝滋、安娜的委屈自己扛和自己澄清。哪怕面临无妄之牢狱之灾，也不报复、不牵连别人。这个扛和澄清的过程是艰难而无望的，但他们各自依然故我。
目的与方法、路径
现在，教育部自己提出反对“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许多人担心这种目标会是新一轮的机制跟不上观念、体制跟不上口号。的确，正确目的需要相应恰当的方式。这种正确与恰当需要的是体系改变和长过程改变。而社会行动的方式、路径的正确性往往需要通过长程和结果证明与证伪。而结果的显现是漫长的。
剧中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庄园司机汤姆勇敢的向庄园主三小姐西波尔求婚。妻子不幸亡故后，汤姆因为立场和价值观不同而与庄园生活格格不入，汤姆并没有通过语言和行动激烈反抗他的亲人们，而最终是在尽可能帮助别人中获得别人的由衷尊重。他从一个庄园的仆人和贵族的笑话蜕变成为庄园的经济拯救者与群体尊严守护者，而他的目的其实是捍卫自己的情感与照顾别人作为人的感受。
保持自己的理想、价值观而又不粗暴干涉别人的理想和价值观是高贵的。如果我们每个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但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宠辱不惊，而且能够以德报怨、宽宥他者、充分沟通，这个社会也许是另一种样子。不是国泰民安就喜气洋洋的这么初级，而是美人之美、美美与共那么高级。
定位与被定位
庄园仆人被生活定位为下层生活，那是历史上家族竞争的阶级代际遗传的不公结果。唐顿庄园的仆人们，莫里斯要从仆人转行当教师、戴茜要通过学习改变厨房帮手身份等，心已离去，但没有人选择仇恨东家和同事、不告而辞，也没有人学酒店女服务员要挟勒索，而是用正当的劳动和体面方式获得工作成功及别人尊重。
通过自己诚实劳动，庄园仆人一个个成功改变了自己的职业角色。这种诚实是高贵的。同样，高贵的是主仆相互尊重人格的关系，包括相互尊重隐私，包括相互随时随地的道歉语言，包括困难时相互救助。
《唐顿庄园》这部电视剧更值得中国人深思的是，唐顿庄园几乎每个人都有难以告人的难言之隐，在那个特定时空构成的社会，他们人人都是有“污点”的人，“污点”都是可能影响个人命运和家族清誉的人。但是，在铁一般的体面文化与金子一般的宽容文化的角逐中，金子高贵过铁：宽容的心融化了所有的污点，即便是因为同性恋压抑而心理阴暗的托马斯，一直窥视和要挟，也因为被一次次原谅而自心阳光起来。
宽容是高贵的。更加高贵的是，人们相信每个有所谓违法、违规、违背道德的“污点”的这一切都可以有机会由自己改变。想一想，我们的社会治理、组织管理、学校教育等等的观念和文化离这种高贵还有多远。
四、结语
在现代社会，没有人不需要严肃面对法律、规则。
在一个社会大转型时代，很少有人不会在目的与手段之间犹豫过，但最终的行动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生活中没有人不被定位，关键不在于环境和别人有多强势，关键在于自己有多恰当和坚持。
没有时代是静态的，变迁是永恒的生活主题。不确定性一直存在，它对生活和人的消磨和折磨从未停止。
在我分享《唐顿庄园》这部英国文学作品对我触动时，其实我是想引出我们身边的高贵故事。人文学院的苑洋老师――细致入微的爱学生体现的教育情怀，没有人奖励这样的行为，不加分、不加工资、不晋升职称，我在年轻时从教没有如此真情；国家治理研究院的王海明教授――耕读不缀的学术追求，将平生积累每年出一部著述，希望每个人到退休以后还可以证明是真爱学问，即去除了其他附着在学问上的一切诱因之后，希望我在退休后也能作为我们自诩的学者如此纯粹。
随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席卷英国的“摇摆伦敦”运动，左右英国几个世纪的贵族文化已经全面转向平民化，贵族自称是中产阶级，一代代年轻人衣着等习俗也随意尽显平民风格，遍布全国的堡垒和庄园都交给慈善机构“国家信托组织”管理，贵族的的确确的没落，但庄园提示的文化意象对英国难以磨灭。
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不管是文化还是物理形态，我们距离唐顿庄园都很遥远。在变迁的世界，很难有人一直拥有高贵的地位，但人们可以在历史时空的过程中拥有高贵的心，成就自己此生永恒的高贵。而无论我们现在是谁，就像苑样、王海明老师这样。高贵的做自己，不只是习惯说的走自己的路，自己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还是按与你关系着的人能够得到的善意和温暖生活，并且自己并不奢望并不介意别人是否感受得到和能够认同这份善意和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