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日前，我校党委书记、校长陆丹多篇研究成果被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采纳并陆续刊发。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属国家高端智库，以聚焦重大问题、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主要研究国际问题、外交关系等。
近年来，学校不断加强智库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和多元智库平台，鼓励专家学者多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和针对性研究，组织力量深入开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当好党和政府的智库，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提出重要的咨政建议。其中，我校多项研究成果被教育部、新华社等采纳刊发，供中央级中央部委有关领导参阅。
本网近期将陆续全文转发党委书记、校长陆丹在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刊发的重要文章，以飨读者。
趋利避害决定国际关系格局
摘要：国际关系此消彼长折射人性的趋利避害特征；欧美和欧化的世界已经通行趋利避害的国际关系原则，形成了国家需要决定自身国际战略优先排序的普遍认同；中国传统道德影响中国国际关系价值的现代化和外交弹性，中国迫切需要在各个层面实现国际关系价值向度调适；国家间的友谊基于相互需要也基于相互交易，国家间战略互信源于竞争对手彼此的战略力量与战略需要。
一、国家需要决定自身国际战略优先排序
近年来，关于中国在和平崛起中不受发达国家信任、不断受大国挤压、经常受小国挑衅，并且几乎处于任何人任意批评指责的环境中（见拙文《从“教室里的排位”看美俄中关系的变化》）的资讯越来越多，以至于反馈到国内后，从负面影响了中国普通人群的族群“亲亲”（儒学）认同、民族自豪感认同、国家治理进步认同、中国社会进步认同、国家外交认同，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中国精英群体的国际视角、中国公共外交的自信心，这种趋势短期内似乎还没有消停的迹象，以至于中国近年来国家建设的各种突出成就只能部分地被动抵消来自内外两面的负面评价，而不能获得正加分。
上述这种催生社会悲观情绪的现象可以简述为：一方面是中国为全球经济做贡献，中国的左邻右舍都在、也都想搭乘中国式发展的便车。另一方面，邻里们都大呼小叫地充当中国的教师爷和批判者。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内外原因不少，但仅就一国在国际关系的战略安排而言，也许我们需要适时回到一国对国际关系价值向度的原点，才能明白中国在国际关系认知方面是否还有更恰当的反应方式。
中国国家战略是仍在韬光养晦期，还是已经进入后韬光养晦模式、抑或正在进入堂堂正正的崛起模式？在判断这场争论之前，我们需要先尝试解读一下国际关系环境中其他国家那些曾经令国人匪夷所思的国际战略行动。
美国作为曾经的敌人，在中国吃力的中苏对抗时段挺中；曾经同一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力压中国，转型为俄罗斯后，他们在自己受到美欧强势战略挤压时向中国靠拢；历史上的“朝贡国家”和后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小伙伴朝、越两国，在中国崛起时不配合反添堵；遥远的非洲在中国弱势时力挺中国进入联合国；最早让西方阵营向中国开放大门的美国则早就开始向经济向好的中国布局遏制战略；传统上西方阵营核心成员的英国率先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却带头防范中国；与中国有广泛合作的东盟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深受越战其害的越南与美国重新修好；受中国拼命保卫的朝鲜与中国拉开距离等等。近年来呈现在中国公众视线的国家间的亲疏远近和敌我友变迁，被中国许多人鄙视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不道德，在感叹关系无常背后，产生对国际关系不确定性的恐惧。
恐惧背后的原因复杂，除了不了解与不专业之外，深层原因是以所谓的道德尺度衡量国际关系、评价国际关系。而这里所用的道德，又并非是被现代社会普遍接受的的道德模式，而是中国农耕文明时代广泛适用的传统道德模版。这样，我们就会经常听到纠结某国不悔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小孩子“认不认错”，家长处理方式截然不同），某国“忘恩负义”（中国式父子、亲朋、师生的人伦中，背弃恩义是大过），某国“朝三暮四”（中国式信义伦理中，在不可靠之列），某国“恃强凌弱”（中国式不欺弱小、不惧强大的伦理中，这不合道德）。许多中国人以传统儒学道德权衡国际关系，结果就难免困惑，难免失态、失向、失措、失当。
尽管具体的外交政策和外交事务的技术路径比任何理论考量都复杂得多，但我们还是需要有理论考量作为技术路径的价值向度指引。这里需要关注的是：在现代社会的政治实践中，一切涉及国际关系的国家战略安排，皆可追溯到人性趋利避害优先排序原则的原点。
这里引入“人性”、“现代”这两个关键要素。虽然讨论传统与现代的分野，并不能把所有的国际关系问题都划线截然区别开来，但我要强调的是，在国际关系价值向度方面，需要把传统和现代分开分析。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中国不是关系学的一年级小学生，历史上，中国是纵横捭阖的老玩家。只是在汉儒成为国学以后，中国有所拘泥，到衰弱的晚清以后几近无牌可出；在新中国社会主义道义大旗下，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受惠于此，更受累于此，以至于在现代国际关系中难免被视为一个另类，包括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自己有足够开放的心态和改革的成果，有许多卓越的国际关系谋略、聪明的外交谋划、杰出的外交手段以及外交成就，但还是难免处于格局上的被动地位。看起来，在国际关系中，中国是一个经常四处不讨好、至少是易于被误读的另类，这实在与中国实际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贡献不相匹配。对此窘境，中国国际关系对策研究除了需要引入经济学、社会学、组织学、文化学等更加多维和综合的理论视角外，还要迫切加强对未来的国际关系做前瞻性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需要来一次对国际关系的价值向度、外交伦理进行必要反思和改革，明确国家需要决定自身国际关系战略优先排序，甚至需要对民众普及这种知识。
二、欧洲世界国际关系的价值向度
分析自己之前，先看造成今天世界格局的欧洲。欧洲从工业化以后，产品、技术、文化等通过大航海时代的贸易到达世界各地，欧标技术欧化了世界，欧洲的价值观随殖民主义也不同程度的欧化了世界。所有被欧化的国家、民族，其国际关系价值向度理所当然也与欧标不同程度的接轨。
欧洲现代政治和国际政治伦理起点是，新教对旧时天主教价值观降魅、世俗伦理盛行，新教伦理不但为市场趋利做道德背书，而且可以说从价值观和社会心理上引爆了资本主义以及相应的价值蔓延；与新教伦理匹配的欧洲现代政治伦理和国际政治技术的逻辑起点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狮子的力量和狐狸的智商成为欧洲国际关系默认一致的价值向度。
从此，在欧洲，政治正确尤其是国际政治正确不再纠结是否合乎传统道德（天主教世俗伦理），不再追溯原罪，不再追问是否符合公共道德（或者说把国际政治伦理与家庭、教育、社会公共伦理做了有力切割），国家利益和国家至上成为国际关系道德的避风港。这些新价值向度成为欧洲和欧化世界国际关系的基础价值和国际社会游戏规则的常识。美国崛起后，杜威的实用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将其合法化、系统化和实战化，成为虽不明示但被广泛默认许可的双重标准。
三、传统道德影响中国国际关系价值向度
反观中国，两千年来，以儒学道德为成就个体人生的基础训练，以儒学道德为人际相处的基本规则，以儒学道德为社会和国家治理的价值向度、国家的道德宣誓、宣示和宣传，以儒学道德为国际关系的处理原则。困难的是，内化于心的道德感有时候成为中国人人性的内在升华，但有时候过严和刻板则成为负重；外交于人际的道德有时候降解了人际纷争，但有时候过于拘泥也成为沟通的巨大成本；治理于民的道德，有时候起率先垂范教化作用，但有时候因为虚设而成谎言以至败坏社会信用根基；扬威于世的道德有时候成为四方来仪的软实力，但有时候不顾国本就是枉下苦功、枉为领先的大陆功德炫耀而不是海洋先机。
当然，正如传统道德优秀部分的继承不是自然而然的，其麻烦部分也需要特别自觉清醒，需要下决断并有能力清理出去。否则，以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自居、以传统道德美誉自乐而捆绑中国国际关系事务的伦理与技术，就会损伤国家利益。
四、国际关系战略不可囿于传统道德的自我约束
揭示以上社会事实，是为警醒中国国际关系的战略安排不可以传统道德自娱自乐。但如果仅仅如此评价中国人、中国社会、尤其是以此评价中国国际关系事务，就过于简单。
中国人的内心丰富，人际交往的计算、社会和国家治理的技术、国际竞争的战略谋划都比道德向度和道德宣誓复杂得多，而且早就衍生出一整套道德大旗下的去道德策略（由《孙子兵法》开启，经《三国志》而家喻户晓），成功地调节人际、官民和国际。当然，这也附加了一些不必要的成本：初与中国人交往的外国人，感受到的不是道德的力量而是工于心计和不诚信（比如不深交的人之间，想和说、说和做的不一致）的普遍性。也以至于中国社会每一次的思想运动，其实是道德挣扎，每一次的中国思想进步，其实同时还是过往道德的去魅。
再回到欧洲看看，进入现代以后，欧洲人包括后起的北美人，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和人文中心主义的觉醒，从深陷道德禁闭的宗教世界藩篱中逃离，把道德分解，并把公共道德与生活世界做了一定的剥离，把大多数的道德交给法律划底线，把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道德划了界，把个体道德修炼（信仰）作为个人选择，把个人内心交给自己做道德的自由选择，从而一定程度上帮助欧美人在现代进程中轻装上阵，在国际竞争中一骑绝尘。
重要的是，当欧洲人欧化世界以后，欧美于此几乎同质性的可以重新制定有利于自己精英阶层的高雅生活标准、有利于自己国家博弈取胜的国际游戏规则，而这些规则帮助他们造成今天世界格局，且又顺理成章地被交易和标为新的现代道德。
五、走向世界的中国需对道德规制去魅
比较中国和欧化的世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环也许就是不断的“传统道德规制模式”（不是传统道德）去魅。
其实，现代国际关系竞争中，中国因为恪守某些道德规制（不结盟、兄弟国家、意识形态同志、传统友谊、曾经的战友或敌人等等）而深陷国际关系的成本加大、外交弹性受制、风险加剧的境地。虽然中国也在许多重大的国际关系战略谋划中都有现代性价值向度（趋利避害）和传统道德惯习（以德服人）并举的高招和成功案例，但总体上，中国还在以传统道德作为国际关系价值向度展开战略布局、策略出招、教育传播，还在以传统道德为国际关系价值向度与思维自居自娱。
相比较而言，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美籍华裔学生（ABC）可以自然地对我说出他怀疑中国欺负了他们美国的亚洲盟友；同样，美国的欧洲裔教授可以开诚布公地询问我是否有朝一日美中可能联合对付咄咄逼人破坏规则的俄罗斯；一个乌克兰大学的校长可以一边与我恳谈校际合作、一边表示对我们合作伙伴俄罗斯同行的不信任；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巴基斯坦的大学校长们在中巴教育论坛上可以含蓄而清晰地表述中国也需要与巴基斯坦背靠背，而不是中国群众一厢情愿以为的重情谊的巴铁。
美国人的美国例外、双重标准、亚太再平衡、对华遏制，都是其历经现代化过程而滋生的基于人性、人的社会性并由此形成的美国国家利益优先原则所指导的国际关系战略本性，它们绝不仅仅是政党、政客的短期利益和政策冲动，而是深入美国国民骨髓的公共外交思维方式与道德操守。只不过因为美国的价值观、文化、政治生态与其历史成绩、现实地位、媒体传播方式的联姻抬轿，显得这是符合国际秩序和国际惯例而已，从而使其能够明目张胆、直言不讳而却不受指责而已。反思汉唐中国、盛世罗马等等帝国，哪个又不是如此？相反，无论是古远历史上还是在被欧化（后来的全球化）的过程中，弱小民族和国家总是强调道德的传统性与本土性的正义，强调需要以道德约束强力，强调需要普遍维护以传统道德作为国际关系的优先安排秩序。只是我们中国近代已降做弱国很久，忘了曾经的大国强国逻辑。
如果试问中国国家的国际关系战略、政府的外交技术、社会的公共外交离现代化有多远？我的答案只能是，如果有朝一日方方面面都能够明白趋利避害的国际关系原则，并且巧妙、弹性、柔美地实施这个原则，才算在价值（道德）向度上站在了当代国际关系理性选择的战略层面上。
也许，就此而言，哪怕中国从事外交工作的人们全都明白为了国家立场已在趋利避害，但国民的教育、宣传、媒体和实际形成的国民意识，如果还相对多的依然沉浸在以传统道德评价中国的国际关系事务，那么，这类对外宣传就是鸡同鸭讲，这类对内营销策略就是自欺欺人。如果得不到纠偏，一定会在不同层面和烈度上负面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公共外交活动。这是需要深刻反思和检视的。
再深究一点，中国国际关系传统价值向度和外交思维当然是源于内部治理的道德向度，如果不将内外策略做必要分离，在所难免的是，中国国际关系道德定位的现代性就还在路上，继而，中国国际关系技术的难度会有增无减。
再进一步，也许，内部治理也可以由此引发反思，比如在内部治理结构中，上下权责尚需进一步改进，否则，具体的部门和下级及下下级们，为了给自己的工作免责，就工作简单化，而简单化又不犯致命错误的方式就是更加高举道德大旗，而已经不顺应这个进步中国家的某些人群就喜欢用道德绑架一切。我们都知道，在欧化了的世界，没有人相信和简单接受你一国特征的传统道德，只有人利用你、消费你；过度的道德宣示继发的难免是道德说教、道德虚设、道德权威失魅，其后极易淹没在道德谎言中失去内部信任，也极易淹没在道德自虐中失去社会动员力量，包括国际动员能力。要不，就会是付出极大的经济代价，这样的国际关系战略布局和策略行动中的投入产出效益，就一定好不到哪儿去。
六、适应国际关系趋利避害常态
人性的趋利避害是现代欧美继而是欧化世界通行的价值向度，是经济学的道德起点和逻辑起点，在此语境下，人性的趋利避害也是现代社会组成和社会交往的道德标准。在法律和共识环境下，趋利避害是道德的，在人际和国际都是成熟的规则。欧化了的国际社会以此为基础，相信如此友谊才真实、真诚和可靠，国家关系的利益交换与国家之间的真诚并行不悖。这些的确与中国人传统的道德认知有不小的差异。唯其如此，中国才迫切需要适应现代国际关系价值向度的常态，否则，还得继续背负自己国家传统道德的重负，而损伤自己的战略利益。
如果我们真的学会以现代国际关系通行的趋利避害价值向度认知世界，就会明白：所谓国家友谊，首先是战略的相互需要和支持，然后才是短期、中长期的各种资源与技术交易，以达成总体和长期互惠；所谓的大国战略互信，首先是各自能够轻松回归趋利避害的生存原则，然后掂量彼此力量再权衡是战是和的利弊，然后再有相互阶段性的信任与合作；所谓国家的老朋友，是还有相互需要；所谓友好国家的戒备，是相互力量此消彼长引起的警惕；所谓的国家朋友背信弃义，是彼此的力量、利益交换或需要程度发生重大变迁下的国策调整；所谓的国家之间增多的批评，无非是相互需要，又相互期待在己方施压下自己拿到国家之间交易的好筹码。
如果中国在国际关系现代趋利避害、国家优先价值向度上想得通、说得清，则当前中国许多国际环境困扰不值一提，普通公众也能够轻易明白和轻松面对中国国际环境的黑云压城究竟云来雾去的何来何往，诸如中国人国际上公共素养差的问题、过去友好国家背信弃义问题、曾经的侵略者不认错问题、经济相互需要的邻国明里暗里愿意域外大国制衡中国的问题，以及曾经咄咄逼人的大国为什么又愿意与中国肩并肩问题等等，具体理由千万个，共同缘由就一条：中国实力快速增强，国际不习惯、不舒服、不安和不接受，如此，一些国家不待见中国，也算正常。如果我们一旦明白，别国以力量利，调整对华外交，我们当然应该礼尚往来的以利角力，而不再天真地以�苑�人和以�宰匀牛�这样，包括关于中国崛起方式的纠结（韬光养晦与否）等问题在内的国家国际关系战略选择，不必为�运�累，以国家根本利益的需要（比如以中国梦的实现为代表）为原则出牌，哪怕示强示弱、哪怕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都是技术活，都是专业行为，都值得尊敬。相信卸下道德包袱的中国国际关系战略、策略、方式方法，不再被动接招，而会有妙笔生花之举。
反之，如果继续用中国传统道德以己度人，则自己辛苦，别人不信，国际朋友圈不足，交朋友成本太大，还容易引发国家间冲突。如果还以传统道德定位国际关系伦理，你的道德向度和道德路数是确定性的，随之，国家的国际关系战略定位就是确定性的，而过于透明和总是一致性的国际关系道德向度、国际关系战略定位一定会被大国低成本利用，被无赖国家低成本操纵，被别国低成本消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过于确定性的外交策略，会导致外交技术、经济交易以及各种国际合作路径更加被动，以至于一开局底牌全翻，久而久之，风险不可控。
如果可以广为接受现代国际关系的价值向度，中国的国际关系战略可以既是稳定的、连贯的、道德的，也可以在明示本国趋利避害原则下花言巧语、纵横捭阖、左右逢源。此时，基于此价值向度的国际关系策略就会自带张力，变得富有外交技术的弹性而赢得主动性，并能够甩开想轻易利用中国外交政策过于拘泥的价值向度而单方获利的他国。重要的是，这样，并不改变但会强化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所以，我们的确需要真的改变一下国际关系价值向度、适应国际关系价值的常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