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沈关宝，1949年生于上海松江。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社会学博士学位，为中国社会学恢复以来第一位博士学位获得者。八十年代师从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从事乡村工业化与小城镇研究。 1991-2005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点学术带头人；2005至今任三亚学院校领导，并兼任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在我65年的生命里，有近半个世纪是在对理想大学的向往和追求中度过的。其实我内心深处的好大学形象一直在流变，有时随着时光的推延而发散，有时又在岁月的流逝中收敛。
我的老家在上海郊区，12岁考入松江二中念书。由于那是一所远近闻名的中学，所以我们这些来自乡村的孩子，从校长、老师口中听到最多的鼓励便是当下努力学习，日后考上大学。
到了高二那一年，我不仅被认为是上大学的料，自己也早已定下了目标，报考清华、北大。因为那是我心中的好大学，除了它们是人所共知的国家最高学府之外，一部小说和一些人物充实了我对好大学的想象。
进松江城的最初几年，我迷上了听评弹、看小说和连环画，每周我都会读几本小说。其中，迄今记忆犹深的是描写北京学潮的《青春之歌》。当时很多人认为那是一部纪实性的小说，而且书中一正一反的两位青年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而女主人公则是他们的先后恋人。这部小说我读了好几遍，北大的形象也在细微末节中编织起来：学生可以自由选课，连不是大学生的主人公也能进教室旁听，而站在讲台上的教授都是一些大人物，像胡适、李大钊等，而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北大时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工作人员，由此可见，未名湖水真是深不可测。
对清华的想象虽然没有北大那样令人热血沸腾，但由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堆砌起来的象牙之塔却是我首选的好大学。那时我看“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胜过天上的神仙，我不仅愿意相信他们都是清华的教授，而且还把他们当作是爱因斯坦的学生，而爱氏因超越了牛顿，在我心中的地位高不可攀。如果说北大人都是英雄豪杰的话，清华园则充斥着天才！加上我在图书馆偶然读到一本介绍梁思成研究中国古建筑的书。书中有一幅他亲手绘制的宝塔结构图，细腻之美令我五体投地，而这位清末变革家的儿子正在清华任教。
现在回想起来，“五四”所倡导的“�浴⑷�”（民主、科学）两先生，就是当年我心中好大学的标准。然而正是那一年的暑假前夕，一场令我大学梦破碎的运动席卷全国，并造成我国长达十年的动乱。
等到文革最初的激情褪去之后，我已经是城郊乡村的农民。谁知在我万念俱灰之际，命运之神再次作弄，我的人生又发生重大转折。1970年末，作为工农兵学员，我被选送进复旦大学物理系。这一得之意外的喜悦，不仅重新鼓起了我的理想之帆，而且使我从原先对于大学的想象，进入身处其中而切切实实感受的新阶段。
在复旦读书和留校，从青年到中年，我走过了人生最宝贵的十年，在此其间，我感受到的复旦是我心中最好的大学。尽管那时处于特殊的年代，但当时的“三同”（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要求，促成了大学教师与学生之间频繁的互动和交流，这不仅使两千年前孔夫子办学时的“问”和“子曰”的师生模式在那一时期得以传承，而且师生之间还结下了非同寻常的友谊。就在刚刚过去的五月，我们微电子专业举行毕业40周年庆典，尽管大家都对光阴似箭唏嘘不已，但对那些已经远去的故事还是娓娓道来,如同发生在昨日一般。
我在茶话会上也谈到我的两位老师。其中一位是依然健在的中科院院士王迅教授。王老师授课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他在课上从不看讲稿，即使推演复杂的公式也是一气呵成。这一特点成了我一生做大学老师的楷模。第二是他的语言风趣、幽默，在他的课上，想要打瞌睡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后来看到王老师的文章，才得知他在备课时的追求之一是“语不惊人誓不休”，难怪他能把内容相对枯燥的物理课讲得那么生动有趣。另一位则是已故院士，曾任复旦校长的谢希德先生，谢先生的腿脚不方便，但她常常在星期天的早上，登上四层楼高的学生宿舍唤醒还在贪睡的我们，然后坐在我们宿舍的长条桌前一边作辅导，一边介绍表面物理发展的最新信息，比如她告诉我们那时我国的大规模集成电路与世界的差距有多大等等。我每次面对谢先生时，原先懈怠之心总是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为科学献身的勇气。难怪在谢先生谢世时，复旦学子用满园的纸鹤送别这位尊敬的师长。
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学系所在的复旦分校并入了上海大学，我便在上大教了三十年的书直到退休。说实话，最初我并不认为上大是我心中的好大学。直到后来有两件事令我感到上海大学有一位好校长在倡导一种好的学风。
第一件事发生在1980年代中期的香港中文大学，上大校长钱伟长先生与我分别应邀访问中大，并被主人安排在同一个午餐会上发言。钱先生只用了几分钟时间陈述内地的改革变化之后，突然指着我向与会者介绍说，“今天我为你们引见一位苏南模式的研究者，在这方面，我不是专家，他才是真正的专家，所以我愿意把我的时间让给他。”钱先生是我少年时代就崇拜的物理学大家，所以他的这番话使我受宠若惊，也顿悟什么才是学术，从此开启了我的“专家”意识。
第二件事是钱先生极力主张学科间的交融与横向联系，倡导学生跨学科学习，教师跨学科研究，他把这种打破学科界限的学风形象地比喻为“拆围墙”。钱先生还身体力行，不顾自己已到望九之年，以“锡伯人哪去了”为题，亲自到文学院做讲座。显然，那是人类学讨论的题目，钱先生以力学专家的身份来讨论人类学的课题，所以他在讲座之后十分谦虚的说，自己所作得只是跨学科的尝试，并要求我们对他提出批评。应当说，有这样一位校长引领的上海大学发展很快。
上世纪90年代起，我走出国门，访问了不少名校。从此进入对好大学向往的第三个阶段，即从想象感受到比较吸收。
在伦敦经济学院，我特别欣赏的是人类学系的研讨课制度，无论师生，每个做研究的人都力图使自己的初步成果拿到这里来研讨，接受来自全英国，甚至全球学者的评论。在哈佛大学，我发现它的图书库中珍藏着文革中上海一些小学印制的“红小兵报”，主人告诉我，该校的东南亚研究所将依据类似于此的大量资料来解释那个特殊年代的中国。在麻省理工，我发现该校的城市规划系，居然有半数以上的教授来自规划之外的系科。在加拿大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在其美丽的校园内不仅建有印第安人生活的博物馆，而且将“仁、义、礼、智、信”五个中文大字分别刻在一块块石头上，并置于校园中心，将中国文化永久地展示给它的学生。
总之，不管是想像、感受还是吸收，这里我把心中的好大学凝聚到一点，即只要为人类的文明做出贡献的高等学府，都是我心目中的好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