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肖灿，现任传媒与文化产业学院院长助理，主管教学工作。长期从事新闻传播实务、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在各级各类刊物发表文章10余篇，获得校级至全国性奖项10余个。近年来参与省、市等各级课题多项。
记者：作为一名传媒专业的老师，您是怎样解读理想大学的？ 肖灿：不少人心目中都有一所自己的理想大学。其实，在我看来，人们的这种设想都是基于特定的历史及社会环境下产生的一种应然反映。
目前，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碎片化日益影响着当今的大学和师生群体。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我们不仅要敏锐地注意到媒介给我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带来的诸多改变，更要深刻洞察它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在此，我想谈谈一所理想、成熟的大学在全媒体时代应该如何发展这一话题。 记者：既然您说到了理想大学应该放在特定的社会发展环境中去看待，那“全媒体时代”究竟是什么时代呢？ 肖灿：“全媒体”是近些年在社会上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其英文为“omnimedia”。最初源自美国一间名叫玛莎—斯图尔特生活全媒体（martha stewart living omnimedia）的家政公司。这家公司拥有并管理包括杂志、书籍、报纸专栏、电视节目、广播节目、网站在内的多种媒体，通过旗下的所谓“全媒体”传播自己的家政服务和产品。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该公司的“全媒体”显然并不全面，它更接近于如今我们常说的“multimedia”（多媒体）的概念。换句话说，当时人们理解的“全媒体”仅仅停留在扩张阶段，只求拓展新的媒介形态，而并没有注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有机融合。
进入21世纪，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日益融合互通，信息传播手段层出不穷，传播方式不断丰富，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音像、电影、出版、网路、卫星通讯在内的各类传播工具，涵盖视、听、形象、触觉等人们接受资讯的全部感官。
因此这一阶段，学界对“全媒体”的定义、认识角度也更加多元。根据众多学者的观点，我们至少可以这样理解“全媒体”：即综合运用各种表现形式来全方位、立体地展示传播内容，同时通过文字、声像、网络、通信等传播手段来传输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而当所有的信息传播普遍地以这一方式运作时，社会就进入了全媒体时代。恰好现在我们正处于这一时代。有人将这个时代的特征总结为“动静结合、深浅互补、全时在线、即时传输、实时终端、交互联动”24个字。 记者：您能不能进一步解释“全媒体时代”给我们的大学以及广大师生带来了哪些变化？ 肖灿：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曾经说过：“媒介即讯息”。纵观人的一生，其从童年到成人的社会化过程可以称之为“媒介化”的过程。因为人们总是需要不断学习和利用各种媒介工具来进行信息化沟通。所以谈到变化，我想从两方面来说。
一方面，从学校、教师的角度来看，其传播知识、信息的中心地位开始受到动摇。传播学开山鼻祖施拉姆先生曾提出一个关于受传者选择信息传播途径的可能性公式，即“信息选择的或然率”=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公式中的“报偿的保证”指传播内容满足选择者的实际需要的程度，而“费力的程度”则是指得到这些内容和使用传播途径的难易状况。
全媒体时代，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人人都能够成为知识、信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打个简单的比喻，过去的老师好比“新闻联播”，他们往往是知识、信息发布的权威。而如今，学生获取知识、信息的途径日益多样化，“费力的程度”在大大降低，老师作为传者的中心地位也正在不断受到挑战。可以说，当代大学生进行信息选择的或然率比以前高多了，便利化程度也超越了以往任何时候。
除此之外，当前互联网平台上涌现的大量优质教育资源也给我们的大学教育带来了一场深刻变革。
现在国内大学课堂里最常见的情形依旧是学生坐在台下，老师站在台上，他们根据教学内容，按照规定的进度给学生上课。教室像车厢一样拥挤，授课顺序像公交线路一样固定。有人形象地将这种课堂比喻为“公交课堂”。
随着慕课（mooc）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这一切正在悄然发生改变。在幕课（mooc）教学平台上，其提供的课程，在开课周期内，要求学生必须按照进度走，即每周学生需要完成相应的学习模块，但学习时间却不超过两小时。
因此，基于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乐于接受碎片化信息的发展趋势，幕课的视频大多被切割成时间很短的“微课程”。除了视频讲解，其间还穿插习题和小测验，具有互动功能。学生在学习时就像是经历电子游戏的关卡一样，他们只有答对过关之后，才能继续听课。如果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学生可以通过在线交流获取帮助，助其闯关。
这种新的教学模式对大学教师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也迫使我们必须进一步转变教学观念，由重“传授”向重“引导”转变，由重结果向重过程转变，由单向信息传递向综合互动转变，由居高临下向平等对话转变。由此将引发大学教师之间展开激烈的教学改革竞争和科研学术竞争。
另一方面，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目前我们的高等教育对象主要集中在90后群体。他们是伴随着互联网、手机等成长的一代，其身上烙有鲜明的数字化标签。在这里，我想谈谈当中的两点负面影响。
现在大家都熟悉这样的场景：家人在一起，不是交心，而是各自看电脑和手机；朋友聚会，不是叙旧，而是拼命刷新微博、微信；课堂上，老师在讲，学生在网上聊天；会议中，别人在报告，听众在收发信息。
网络上也曾经流行这样一段打油诗。“春眠不觉晓，醒来玩手机；举头望明月，低头玩手机；商女不知亡国恨，一天到晚玩手机；夜夜思君不见君，还得埋头玩手机；亲朋好友如相问，就说忙着玩手机；待到山花烂漫时，正好丛中玩手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玩手机。”按照这种说法，手机几乎占据了人们日常所有的碎片化时间。
为此，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社会学教授雪莉•特克尔专门著书研究这种现象。她在《群体性孤独》一书中指出，“当我们和机器人谈情说爱、与智能手机难舍难分时，我们通过机器重新定义了自己，也重新定义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数字化的社交关系和机器人为我们制造了一种幻觉：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需付出友谊。在网络世界中我们彼此连接，同时也可以互相隐身。”
的确，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日益呈现移动性、丰富多样性以及趣味互动性等特点。大学课堂里玩手机、刷微博、点赞朋友圈的“低头族”群体正在日益扩大，这给高校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雪莉•特克尔教授把这些现象归结为一点，即科技提供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焦虑，人们正在感受着“群体性孤独”。
客观地说，雪莉•特克尔教授有将“连接”与“对话”过度分割对立之嫌，但她却让我们开始思考这样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使用网络、智能手机是否会让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现代人陷入更深的孤独之中？
事实上，孤独是一种内心深处的感觉，它与连接的人数或频率无关，而与连接的质量和意义有关。像前面提到的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网络社交产物，人们发明它们的本义是为了消除孤独。但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其变得更加扁平化、肤浅化。
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的大学生只需要手指一动，就可以将好友拉入黑名单，甚至直接删除，这比现实生活中与一个人断绝关系要简单得多，成本也要低得多。因此，就像雪莉•特克尔教授所认为的那样，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对话”（conversation）更多地被网络世界的“连接”（connection）所替代。而这种变化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点，全媒体时代，信息“围城”的情况也日益加剧。人们常在感叹，我们所处的时代即是信息最多的时代，也是信息最差的时代。我们比以往更多地获得信息，同时也更容易困惑；我们似乎更容易看见“真相”，但追究真相更难。
视线转回大学生群体，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每天生产着海量的信息，到底哪些知识、信息有用，哪些没用，许多学生对此感到无所适从。加上经常处在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他们身上浮躁、焦虑的因子随处可见。因此，当不少大学生看到网络上的热点新闻、焦点话题或评论时，要么觉得事不关己，要么容易雾里看花，甚至被牵着鼻子走，独立思考、理性批判在此时踪影全无，因而他们很容易成为视野狭窄、人云亦云之辈。央视著名主持人、时事评论员白岩松曾经给上海交通大学的师生演讲时说过一段话：“在当下140个字符的网络时代，人们往往感触完了就急于表达，谁在追寻思考？”我想，这段话的确值得我们好好体会。 记者：谈了这么多，您觉得一所理想大学以及其中的师生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时代的到来呢？ 肖灿：关于如何应对，作为一名年轻的大学教师，这些年我也在不断思考，同时也在三亚学院做过一些尝试，像开设过《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人文通识课。在此，我向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体会，仅供参考。
首先，当代大学教育要牢固树立“信息化思维”。党的十八大提出在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并明确把“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专门对“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这部分进行了阐述，并把“教育信息化建设”纳入了国家重点推进的10个重大项目之一。可以说，教育信息化对高等教育而言，既是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更是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础支撑和必要手段。
2011年开始，国家教育部启动了包括精品视频公开课与精品资源共享课在内的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工程，现在该项目已经进入第二期建设。此外，作为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结合的产物，慕课（mooc）、微课等正风靡全球，它们有力地整合了大量优质的数字化课程资源，并较好地调动了受教育者互动参与的积极性，这给高等教育信息化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因此，全媒体时代，一所理想、成熟的大学一定懂得顺势而为，其信息化建设应该定位于智慧校园建设，并力争打造“数字化校园”的升级版。
其二，大学教师要不断修炼内功，打造出一套符合时代要求的看家本领。这不仅要求我们的教师要及时掌握新媒体的基本技术，懂得用“互联网思维”来生产知识、传播信息，还要努力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进行深度融合，以此抓住学生课堂学习的注意力，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性，进而解决大学教育、教学中的深层次问题。
最后，我们要不断提升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水平。所谓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各种媒体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体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具体包括人们对媒体信息选择、理解、评价、质疑、创造和批评等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学会获取、判断和使用信息已经成为现代人谋生的重要手段。
国外学者最早提出了“媒介素养教育”的概念。它是针对大众传播媒介对人的影响而提出的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以培养人的媒介素养为核心。
在我国，虽然一些零散的、 自发的、 不自觉的与媒介教育有关的活动在各地开展，但由于媒介素养教育起步较晚，严格来说，目前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中，除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外，其他学科专业的学生很难有机会接受系统、正规的媒介素养教育。
事实上，大众媒介已成为当代大学生接触外界环境、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在西方发达国家，媒介素养教育不仅早已成为学校课程中的固有内容，而且也是国民终身教育的重要内容。因此，高校在媒介素养教育方面责无旁贷。我们可以通过开设各种层次、类型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有意识地引导当代大学生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海量信息时，学会先问真假，后断是非，再说利害，不断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分析批判的能力。我想这是理想大学应该做、也能够做到的地方。
此外，我们还要积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大学生了解媒介信息生产、传播的方式及特点，鼓励他们参与其中，进而切实提高学生选择、分析、判断及传播利用信息的能力，并尽可能地避免在他们身上出现低层次的满足、沉溺等媒介依赖现象，从而全面提升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