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中心

【大学访谈特辑二十二】赫磊论大学

发布时间:2014-01-22浏览次数:2文章来源:三亚学院



人物简介:赫磊( hellmut wollmann ),三亚学院外籍教师,德国国籍,德国汉堡大学哲学博士,精通荷兰语、英语,高校从教近30年,先后在亚琛工业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担任社会学系教授,在美国、韩国等许多国家做过访问学者。 针对三亚学院开展的理想中的大学访谈系列,赫磊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观点,文章由外国语学院英语教学团队教师翻译,全文如下。 
 
1. 前言

 
  孔子、苏格拉底和基督耶稣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述而不著”。他们之所以为人所熟知那是因为他们是老师,有自己的学生。在座的各位有些是教师,但同时我们所有人也都兼具着学生的身份。在拉丁语中,动词studere意为“付出努力”,studium是“努力”的名词形式。父母们嘱咐即将离家去上大学的子女要好好学习,要努力学习。但如果我们没能尽全力又会怎样呢?
 
  人类的潜能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得多,这是所有伟大的教育家们希望我们认识到的问题。我们能做的事情往往多于我们所做的事情。既然我们已从祖先、父母、朋友以及老师那获得了潜能,那我们就应该尽最大努力去发挥它。正如孔子的学生曾子认为撰写《大学》是他的义务所在。《大学》被英译为university,其包含两种意义:一是我们必须付出的努力;二是我们期望获取的重要知识。拉丁语词studium同样意为“我们作为学生需努力学习以获得宝贵知识”。
 
  意大利语中的university(大学)一词也可称为universitá degli studi,意为“专注集体活动”。起初,一些由老师及其学生构成的团体仅在该老师的指导下完成集体活动。这些团体之间是孤立的,没有联系。后来,很多这样的团体联合起来并通过共同努力来获取统一的知识,这就是“大学”一词的含义。人类未发挥出的潜力是巨大的,大学也是如此。因此,接下来我不会描述大学的劣势和过失,而是大学生活所蕴含的可能性。首先,让我们从欧洲历史讲起。
 
2. 从柏拉图学院到大学
 
  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时代及其后期,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与其追随者们一起学习生活,这便形成了柏拉图学院。学生们可以自由选择与他们所崇拜热爱的老师一起生活并向其学习如何生活。当然,老师会决定谁可以成为他的学生。古罗马的奥古斯丁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是位修辞学老师,讲授演讲的艺术。他直接向学生收取学费,学生们也愿意为奥古斯丁的名气付钱。通过以上例子我们可以得知,在欧洲有很多由老师和学生构成的团体,但那更像是学者们组成的家庭而不能称之为大学。
 
  1158年是欧洲大学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刻。那一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授予学者们(如今,“学者”一词指老师和学生的共同体)合法地位。自此,向由这些学者们构成的学术团体提供法律保护。在中世纪鼎盛时期,每个人都会加入特定行会以保障其人身安全。如神职人员的行会、贵族的行会、商人的、工匠的以及水手的行会,1158年之后便出现了学者们的行会。这项法律改革促成学者们联合力量、共同生活研究,其后便创立了大学。为了能够获得足够的资金,有时他们会推选一些富人做校长。

  如果当地的公爵想聘请学者特别是一些知名学者来做他的顾问的话,那么这种刚成立的小规模大学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赚取资金。一些新的行会通常隶属于教会,那个时候的西欧教会还是个统一的组织,还没有分裂成多个基督教的分支。很多学者就是多米尼加的修道士或圣方济会的修道士。人们带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来审视学者——愈是怀疑就愈是表现出这些审视者们的无知——这已经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老问题。并且学者们深受这个问题的困扰,因为他们关于人类总是活在潜能之下的言论使得一些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人感到很气愤。

  也有一些教会例外,他们对学术研究并不感兴趣。这些教会植根于古罗马传统。罗马帝国尽管在军事和管理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却少有有学识的人。因此,学者这一团体在罗马不被看做是行为榜样和知识源泉,反而在希腊和阿拉伯受到了极高的重视。这种状况直到圣多玛斯时期的来临才得以改变。圣多玛斯·阿奎纳(1225—1274)因其致力于研究伟大的亚里士多德思想而闻名。

  115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颁布一项法令,以保证学者在国内享有独立学术研究团体的特权。而在此之前,学生和老师们是一群无家可归的外来者。出于对学术研究的热情,他们背井离乡,涉险搬到陌生的城市,并且在那里还受到一些思想狭隘的当地居民的粗暴对待。只有迁移才能使学者们从出身所施加给他们的严苛行为准则中解放出来。只有迁移才能使其以学生和老师的身份获取自由。但他们也为自由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作为外来者过着危险的生活,以及饱受在孤独和自由之间摇摆不定所带来的压力,这是每个强调个性的人所熟知的。

  1158年腓特烈一世将学生和老师们从普通的法律体系中解放出来,并给予他们独立的审判权。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只会受到自己所属大学的审判。这就意味着,如果他们中的一员犯了死罪,他不会被普通法院起诉,能够审批他的最高法官就是他所在大学的校长。所以那时候大学里需要一直备有监狱以便校长可以惩罚学校中那些行为不当的人关禁闭一个星期或更久。

  这同时也意味着,将自己的名字录入一所大学的花名册,无异于获得了该高等教育机构成员所享有的权利。通常人们要宣誓效忠于所在的学校。甚至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当我被汉堡大学录取时,学校举行了一场庄严的入学仪式,一位副校长要求我们年轻学子即便不能为母校争光,也至少也不能给母校抹黑。
 
  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位于博洛尼亚。该大学成立于12世纪,其建立的根基远可追溯到11世纪。巴黎也在12世纪拥有了第一所大学。随着城市的不断壮大,以及对修士和主教们所办学校的不满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接受大学教育。最初的大学研究是为了对基督教宗教获得更深入的了解。此类研究活动最早可追溯到埃及亚历山大大学的研究活动,以及古希腊博学多才的神父们所著的著作。

  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从各处搜集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碎片。他们希望更深入地了解伟大的古希腊。为了获得亚里士多德著作更多的零散碎片,他们的搜寻足迹不仅延伸到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也深入到东欧。学者们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进行了净化。当手抄稿跨越历史的长河,从遥远的波斯和伊斯兰的其他地区跋涉到学者手中时,原文已被篡改。这是因为原文是经手抄录,而抄录者往往有心“拔高”亚里士多德的文字。在比较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多份手抄稿后,中世纪的学者辨识并剔除了原本不是出自亚里士多德之手的部分。

  早期的大学主要位于中欧和东欧。这两个区域后来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得到统一。其疆域包括如今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奥地利以及一些小国,当然也包括今天的大不列颠共和国。亨利八世继位之前,英格兰在宗教上归属于罗马天主教堂。在这一疆界内外的地区,大学里的通用语言都是拉丁语。也就是说,在法国巴黎的大学、德国科隆的大学和意大利博洛尼亚的大学,教学用语不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国语,而是拉丁语。在那个交通只能靠步行、骑马和乘船的时代,对当时生活在此的人们而言,这片东起波西米亚布拉格、西至英格兰牛津郡和剑桥郡的疆域是一片极广袤的土地。

  大学间的互通性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学者安塞尔姆(圣安塞尔姆)生于1033年,卒于1109年,在高龄时离世。此人在如今的意大利北部长大,在诺曼底(如今属于法国)生活了很长时间,早期从教,后成为宗教领袖,任英格兰坎特伯雷教堂大主教。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是区域大一统的另一例证。他生于1193年,卒于1280年,亦享有高寿。艾尔伯图斯早期执教于巴黎大学,后任教于德国科隆大学,最终成为瑞根斯布克教堂(也位于德国)主教。他的学生托马斯·阿奎纳(前文提过)生于意大利南部,在巴黎求学,拜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为师,先后在巴黎、罗马和那不勒斯任教。相较之下,在如今的欧洲,教师和学生的校际互通性并不大。这是导致欧洲大学的发展低于其实际可达水准的原因之一。

3. 自由和团结

  在12世纪,国王不是以一个城市为都,而是游驭于各国之间。国王在各个区域之间巡查,过很长时间才会重新执政于某一区域。对各地而言,国王大多时候不在当地实行统治。因此,国王为保护学者、维护学者自由的法律措施往往并不奏效。大学城的居民把师生们看做一群自由散漫、无所事事的群体,所以并不善待他们。因此,为捍卫自由,学者们需要另一手段。而实施这一手段的重要前提是,学者们能够提出离开这座城市的威胁。如果在某个地方不能得到善待,他们就打包走人。

  要做出这一戏剧性的举动,第一步是派遣所在大学的外交密使面见某一统治者或前往某一城市。密使会请求其接纳,并要求尊重他们在先前所在城市被忽略甚至无视的国王法令。有时,学者们只需口头威胁即可达到目的,不需要真的离开。然而,在欧洲历史上确有几所学校为抗议而搬迁。在博洛尼亚和巴黎都上演过城市与大学间的冲突事件,愤怒的师生最终离开这两座城市,前往意大利和法国建立了数所新的大学。

  这类事件不仅仅曾在意大利和法国发生过。位于布拉格、维也纳、海德堡、科隆、埃尔福特和莱比锡的大学都是学者们离开劣境、搬迁到此所兴建的大学。除莱比锡大学外均建于14世纪。当市民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大学突然消失,师生们一夜之间全离开时,一定觉得十分震惊。

  对于任何一个工作岗位来说上大学并不是必行之路,这是当时欧洲的一个现实状况。在大学之外有培训医生、律师、政治策略家等一些职业的专门学校,这些学校并不符合真正大学的定义。同时,一些学校的教学课程如拉丁语、逻辑学、算数、音乐等可以从大学外的一些老师那里学到。那为什么还有一些作为老师的学者和身为学生的年轻人想上大学呢?是什么让中世纪的教育机构变得如此受欢迎?

  历史资料显示大学成就的主要表现是使人们接受文化。大学有创造学术人格,促使学习者意识到真理是大学最高价值的的潜在功能。人们能否能根据掌握的知识来赚钱有待时间的证明,但是人们最初的目标是获取知识,而非靠其赚钱盈利。没有意识到这最高目标的人是没有资格成为专业领域的一份子。

  在没有接受文化教育的粗人的日常生活里,没有人会对亚里士多德产生兴趣,但是通过在大学里一起工作研究,人们就会关注亚里士多德作品;只有通过学习研究,人们才会了解到古希腊哲学在数学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统治者为了加强自身权利,片面的阐释基督教教义,而学者在重读过程会发现那一部分解读是单方面的。就像我们所了解的,一些学者根据自己在大学所学知识,成为主教以此来宣传和提高教堂的主要地位。

  大学中的成员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作为大学中的初学者,他们彼此及老师都生活在一起。他们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团体,因此对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大学的一个教育成果的一个体现。现存的文献显示,有时同事一词依然被使用,同事在拉丁语中被解释为一个与我共同阅读的人,我们共同阅读,共同讨论,并达成意义上的一致。这表明了人们是如何成为同事的。

  离开一个不友好的城市,建立一个新的大学的一些抗议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除非师生之间有强大的团结一致的凝聚力。这使我联想到中国古代尊敬爱戴师长的道德要求,虽然古欧洲并不知晓儒家思想,但是他们也遵循着他们自己建立的相同类似的原则理念。大学教学和研究活动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彼此之间是如何理解与尊重他人的。如果不接受老师的举止行为,何谈向其学习?如果不遵守基本的行为规范,何以作为专业学者精诚合作?

4. 原则和理想

  正如我前面所述, 人们认为孔子的弟子曾子写了著名的《大学》。汉字“学会”被译成英文是:要学,要掌握,一个机构或一个博学多才的协会。曾子的文章是如此的发人深省,意义深远,我只是简单地写出它的译文。我选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我们应该学什么知识,另一篇是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古代那些要想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 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性;要想修养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先要使自己获得 知识;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通过对万事万物的认识、研究后才能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 品性;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后 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 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 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不分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却想做好事情,这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编者注)

  以上是讲知识,下面是讲理想的人。

  《秦誓》说:“如果有这样一位大臣,忠诚老实,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本领,但他心胸宽广,有容人的肚量,别人有本领,就如同他自己有一样; 别人德才兼备,他心悦诚服,不只是在口头上表示,而是打心眼里赞赏。用这种人,是可以保护我的子孙和百姓的,是可以为他们造福的啊!相反,如果别人有本领,他就妒嫉、厌恶;别人德才兼备,他便想方设法压制,排挤,无论如何容忍不得。用这种人,不仅不能保护我的子孙和百姓,而且可以说是危险得很!”

  (《尚书》 秦誓: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冒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编者注)

  中国古代的智慧描述了当今乃至将来大学的潜力。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