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林：哲学博士、《天涯华文》主编
大学的功能是什么？每个对大学稍有了解的人，可能都会说是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那么什么又是大学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理由呢？带着这个问题，谌林老师给了我们他的思考和答案。
问：为什么会出现大学这种社会机构？或者说，大学这种组织存在的合法性是什么？
答：我不敢自称懂教育学，但读过一点文献，谈谈受到的启发吧。一种社会组织之所以出现并长盛不衰，当然有它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缘由，或如你所称，叫做合法性。医院的合法性在于提供救死扶伤之医疗服务，军队的合法性在于守卫疆土，商业公司的合法性在于以优质产品与服务获取利润，从而推动交易行为的普遍化并借以提升人类生活质量。有一个说法是，不能赢利的企业是不道德的。企业而不能赢利，它就无力提供好的产品，整个社会的交易行为就会受到压抑，人类的生活质量就无从改善。一个缺乏赢利能力的企业大谈社会责任或者商业道德，不免倍显苍白和虚伪，因为它连自身存在的合法性都已经丧失了。
那么，大学因何出现，并一直得到发展和受到尊重呢？大学能够做点什么？大学的本份和核心能力何在？或者说，社会最渴望、最需要大学做点什么？
大学能做的和最应该做的，一定只能是其他社会组织做不了、或者做得不太好的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掌控高深知识。我说的“掌控”既包括生产，也包括传承，但传承必须以生产为前提，生产是关键。一所大学自身没有生产高深知识的能力，只是传承别人或前人已经生产的高深知识，那不是一所真大学，至少不是一所好大学。当一所大学缺乏高深知识的生产能力时，它的传承必然也不可能是好的传承，很可能只是歪嘴和尚念经，或东施效颦，似是而非，不得要领。因此大学存在的合法性在于它对高深知识的掌控能力。
问：人们一般认为，大学的本份或核心功能在于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现在又有人提出文化传承与创新、精神塑造等，这和你所说的“掌控高深知识”似乎不太一样。
答：大学三功能说虽然流传甚广，但并不准确。中小学不也要教学吗？哪一种社会组织不承担服务社会之责？三功能说缺乏排他性和唯一性，不能很好地进行大学叙事。上述三大功能都必须以高深知识作为基础材料，才能彰显大学特质。中小学也要教学，但并不象大学那样教授高深知识。各种志愿者也去服务社会，但不是非以高深知识服务社会不可。比如志愿者可能去海滩拣垃圾，这不需要高深知识。但只有医学院的学生才能为社会提供医疗服务，只有法学院的学生才能为社会提供法律咨询。大学师生也可以去海滩拣垃圾，但这不是他们的核心能力，不能表征他们的身份识别。科研直接就是生产高深知识，不用说了。因此大学的核心识别只能是对高深知识的掌控。一所大学对高深知识的掌控能力越强，社会声望就越高，事业就越兴盛；反之则不太可能是一所好大学或真大学，就有被社会淘汰出局之虞。
问：但什么是高深知识呢？难道知识也有等级之分？
答：学术思想史和生活实践都主张知识有等级。就学术思想史而言，孔子说“君子不器”，是说知识份子不应该成为进行具体操作的技术人员。有学生问他种田的技艺，他就很不高兴，认为该生没有出息。因为道高于器，君子应该远器而近道。“朝闻道，夕死可也”，但孔子绝对不会说，一个人一旦懂得很多技艺，也就“夕死可也”。孟子说“君子远庖厨”，尽管他的原意是不忍杀生，但也表明孟子不支持厨艺是君子所应该学习的知识。孟子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力者”并非没有知识，但他的知识比较低级，属于“下愚”之列，因此必须也必然“治于人”。我们今天可能更容易接受“精英知识”和“大众知识”这种比较温婉的区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文化工业，最强的理由就是文化工业摧残了精英知识，大众知识即日用之常独霸天下，使得社会日趋庸俗和肤浅。
亚里士多德把知识分为五个等级，最低等的是感觉知识，其实就是本能与激情，比方说进食或愤怒。最高级的是智慧，他指的是哲学。当然他说的哲学和我们今天理解的哲学不太一样。我是学哲学的，但我没有智慧。我容易愤怒，而愤怒属于激情，按亚氏的看法，激情失去智慧即理性的驾驭，就会变成愚蠢。
就生活实践而言，运筹帏幄的知识比决战沙场的知识更高，决策的知识比执行的知识更高，与人打交道的知识比与物打交道的知识更高。科学主义有一个关键的错误，他们认为科学技术高于政治管理，主张科学家统治世界，也就是所谓专家治国。但科学家是与物打交道的，他不懂与人打交道。一个不懂与人打交道的人无法创造适合科学发明的社会土壤，因此科学家无力统治世界，反而只能被人统治，否则他的科学家身份就无法长成。“与人打交道”属广义的政治行为，其最高美德是妥协与平衡（政治学称为公正），这和科学的最高美德即追求真理很不相同。一个领袖人物即使知道真理之所在，很多时候他并不能只去表彰真理的掌握者，他甚至反而要去表面上批判真理的掌握者。因为真理和谬误的掌握者都是人，都有情绪和尊严，但正如毛泽东所说，掌握真理的往往只是少数人，期待多数人都总是能与真理同在并不现实。但伤害多数人则是任何组织目标所不能容许的，即使极权组织也不例外，因为事情总得依靠多数人才能完成。包括一切管理工作在内的广义政治行为通常比我们想象的重要和复杂得太多。水泊梁山的能人异士指不胜屈，个个身怀绝技，但恰恰是看起来文武都不出众的宋江做了他们的领袖。宋江掌握的是道的知识，林冲李逵们却只有器的知识。因此我所说的高深知识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智慧和孔老所说的道，或者法兰克福学派所称的精英知识。
问：这个有点意思，但还有很多未明之处。从你刚才的举例来看，似乎高深知识就是政治学或者领导学？
答；首先，高深知识当然不只是政治学或领导学，尽管它们应该被囊括在高深知识之内。其次，高深知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时代对它的内涵界定很不相同。比如说，古典时期即农耕时代，东西方都认为关于德性和神性的知识是高深知识，而科学技术是比较次要的。中国春秋时代的稷下学宫，汉朝的五经博士和宋以后的书院，亚里士多德的逍遥学院和中世纪的神学院，都是不讲或极少讲科学技术的。工业时代大兴之后，出于对效率的贪婪，德性和神性的知识退居幕后，科学技术及一切实用知识粉墨登场。今天的人们会毫不犹豫地认为一切商业知识都是高深知识，因为商业原则业已普遍化，成为了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商业原则几乎笼罩了除去家庭血缘关系之外的所有社会关系。人类一切行为均被还原为利益交换行为，情感、道义与担当变得十分稀有，因此我们不再有兴趣过多地谈论德性与神性了。用韦伯的话来说：“寻求上帝天国的狂热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对大学而言，我们遭遇的是一个学术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堪称残酷、彻底与深刻，我就无需置喙了。
问：你似乎在批判这个时代所认同的高深知识？
答：如果大学功利主义泛滥，人文精神渐行渐远，很多低俗肤浅的东西就会伪装成高深知识出现在神圣的大学讲台，这种状况从马克思开始就不断受到理论家的猛烈批判。目前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现象，这种状况也不独中国有之，它是一种时代现象。只不过中国的工业文明发育较晚，今天，这种状况在这块土地上尤显突出而已。我对此心有戚戚焉，但岂敢批判一个时代所认同的东西呢。三亚学院提倡“工具与人文并重”，我想就是对于这种状况必要的拨乱反正。工具是安身立命的手段，没有工具即实用知识则何以谋生？经济不能独立，人格必然依附。人文是成己成物的关怀，没有人文即礼义廉耻则何以为人？德性普遍残破，社会必定崩坏。今天的大学可以不必排斥功利原则，实际上也排斥不了，但必须大声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亚当斯密年轻气盛时只讲市场和交换，称颂商业精神的万能，晚年才发现这是个错误，开始大讲道德情操。可惜现在我们只记得《国富论》，把他更重要的著作《道德情操论》忘在脑后了。工业文明已经明显地走到了它的边界，疲态毕现，人们终于认识到效率既不是无限的，更不是万能的，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是时候展望新的文明型态了。大学是掌控高深知识的社会公器，促进文明进步是它的当然职责。
问：您的这番话让我也有些“心有戚戚焉”了。请问，你心目中的大学是一幅怎样的图景？
答：理想大学必有若干美德，一时难以尽言。记得校长陆丹先生有几句描绘理想大学的话，我顺着他的思路，把其中两句改为“学术高地”和“体面社区”，并就此作一点个人解读。
“学术高地”首先是尊重学术，制度与文化都把学术创造放在最顶级的位置上，这意味着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传统利益格局已经得到根本改造。其次是确保最大限度的学术自由，只要政治上没有逾越边界，无论实证研究、应用对策或者逻辑推演，都能同样得到尊重和鼓励。学术高地上没有学术强制，个人偏好不会代替价值多元，行政权力不会垄断学术真相，此地一片详和，犹如世外桃源。有人批判大学不应成为象牙塔，实际上大学倒真的应该有几分象牙塔精神，躲进小楼做学问，管他冬夏与春秋。当然，其他人都可以躲进象牙塔，唯独校长不能。校长必须与世俯仰。因为校长有一个艰难的职责，那就是保障其他的人可以安全无虞地躲进象牙塔。为此他必须寻找各种资源，确保塔内的人不会饿死。不仅不会饿死，还能吃很好很饱。塔外寻找资源，塔内整合资源，这是校长之所以重要与光荣的理由。
学术高地还应该意味着人们总能站在学术前沿，这不用多说。我理解的“体面社区”，除了吃得很饱，活得滋润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尊严和尊重了。在大学这个体面社区里，努力工作的任何人都不用巴结任何人，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也不会有任何人给他脸色看。他不用揣摸任何东西，除了揣摸学问。他不用恐惧任何东西，除了恐惧为学不精。他可以衣冠楚楚，也可以边幅不修。他可以雄辩滔滔，也可以少语寡言。没有人会因为这些无关宏旨的细节指责他，更不会因此影响对他的评价。他甚至可以是个书呆子，不懂人情世故，唯有学术赤诚。学术高地上应该包容并尊重书呆子，许诺给他体面的生存。大学不需要太多的政治家，却总是需要太多的书生。
以上两个方面，不就是陈寅恪梦想中的大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么？当然，这一切只是理想状态，现实中的大学无力如此美好。以陈寅恪之能，一旦遭逢乱世，也只能回避权力锋芒，谈谈秦淮八艳的风月旧事，终于穷愁潦倒而死。陈氏九泉有知，于三亚学院今日自由自在与丰衣足食之局面，恐怕也只能面露羡色了。
问：是的，时代进步，今非昔比，陈公如有灵，当惊世界殊。你的谈话让我颇受教益，不过我想指出两点，第一，掌控高深知识的不只是大学，各种专业研究机构也具有这一特征；第二，并非大学的每个成员都以生产和传承高深知识为职责。
答：你说的很对。独立于大学之外的研究机构很多，它们基本上不做教学工作，专以生产高深知识为己任。可以把这些研究机构看作大学功能的某种独立延伸，它们的存在对大学的排他性价值构成了挑战，但也起到了刺激大学科研进步的积极作用。在商业时代，对高深知识的掌控有不断分散化的态势不值得奇怪，但值得大学警惕。这提醒大学必须加倍努力，扩大学术投入，避免大学学术地位边缘化。
任何专业组织都不可缺少提供辅助和支持的人。军队并非人人都是战斗人员，医院并非个个都是医生，大学也不例外。我先前说到大学校长，这个职位肯定是任何一所大学中最重要的吧？但他的职责并非掌控高深知识，他保障和保护掌控高深知识的人。他当然必须是高深知识的专门家，他一定曾经对此有过巨大贡献，具有一流的鉴赏力和批判力，但就职位而言，他无需再亲临一线去生产和传承高深知识了。如你所言，后勤人员、新闻宣传人员等都不以生产和传承高深知识为职责，但没有他们的创造性工作，生产和传承高深知识就只能落空。因此，每个人对大学中高深知识的生产和传承都具有责任和贡献，这是大学的这一属性得以蓬勃发展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