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关宝，1949年生于上海松江。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社会学博士学位，为中国社会学恢复以来第一位博士学位获得者。八十年代师从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从事乡村工业化与小城镇研究。 1991-2005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点学术带头人；2005至今任三亚学院副院长，主管科研工作，并兼任社会发展分院院长，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陆丹，男，汉族，江苏扬州人，1960年6月出生，198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社会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三亚学院党委书记、校长。 
本期讲坛的话题为“全民教育和自觉模式下的社会管理”。作者沈关宝、陆丹教授从“以全民教育提升人口的素质并促使人口结构的优化、以社区重建达到社会资本的转型和积累、以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去消除社会矛盾和冲突”三个方面，畅谈他们对三亚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三亚应该怎么发展？
这个问题，恐怕是每个心系三亚的人共同的问题。从长期路径看，三亚从小渔村起步，要发展为世界级滨海旅游度假城市；从满意指数看，又要从全世界人民的旅游度假胜地和本地人民的幸福家园两个角度考量。因此，找出一条合理的、有效的、相对低成本的发展路径，并实现这个目标，才能回答好“三亚应该怎么发展”。
一个城市的发展，不外乎要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地方治理）、生态等几个方面。由于我们国家30年多年来的改革以经济为主脉，经济发展所遇到的困难和解决的方法虽然充满争论，但是也已经为我们普通市民所熟知。社会发展则是随着经济发展伴生而来的新命题，进入大众视野相对较晚，需要大家更多讨论才能厘清思路。这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把主要视点落在三亚的社会发展目标和途径的主要原因。
发展要先看大环境。党的十八大不仅提出了我国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还第一次系统地提出生态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的具体目标。作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先行者，三亚理应抓住这一新的契机，演绎自身发展的蓝图。
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必须遵循科学原则，即按照人类社会进步的客观规律运行。同时，体现生态文明的绿色崛起应是所有领域发展的总路径。对社会建设而言，绿色崛起则意味着在推动社会进步时必须考虑如何降低社会运行的代价。
鉴于上述的基本思考，并依据三亚目前的实际状况，我们认为三亚近期的社会规划可作以下设计：第一，以全民教育提升人口的素质并促使人口结构的优化；第二，以社区重建达到社会资本的转型和积累；第三，以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去消除社会矛盾和冲突。
学历和素质之间的距离
三亚需要在旅游经济持续升温的喜人局面前，冷静地把优先发展教育排上自己的第一要务。
高学历也可能低素质，在公民素养、个人心理素养、乃至心灵开放等方面更可能有很多缺失。对于三亚这样的新移民城市而言，应注重包括职业技能和公民素质、个人人格、心理素质等在内的市民素养的职业教育。
在任何历史阶段，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都取决于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所具有的素质，这也是每个社会都十分重视社会化过程的根本原因。近年来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三亚人口中受教育的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毋庸讳言，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特别是相对于那些经济发达、文化发展较快的地区，三亚还有一定差距。因此，三亚需要在旅游经济持续升温的喜人局面前冷静地把优先发展教育排上自己的第一要务，要想方设法使三亚的教育事业超常规发展，以缩小差距，走到全国教育的前列。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现有的教育体系存在相当的问题。其中最大的不足是只偏重于学历教育。而作为一个“好市民、好公民”来讲，学历和素质之间并不是完全的正比关系，高学历也可能低素质，在公民素养、个人心理素养、乃至心灵开放等方面更可能有很多缺失。对于三亚这样的新移民城市而言，这些问题如果不被有意识地主动纳入全民教育视野，那么其负面效应还可能被放大。
因此，三亚应对教育优先有一个全面的理解，要在发展学历教育的同时注重全民教育，这种全民教育应该是一种包括职业技能和公民素质、个人人格、心理素质等在内的市民素养的职业教育，开展教育的载体应该是社区。
让我们来参考一下发达国家和先进地区的经验，会发现社区教育的对象一般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全体社区居民。
就传统乡村社会或传统小镇社区而言，亲属关系可能遍布每个角落，长期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习俗、习惯约束力较强。城市化的生活，使人们“匿名化”，相互陌生。那么传统规范约束就松驰了。就大城市和移民城市而言，许多社区人员流动性较大，过去曾经一度有效的“单位制”的效果也不再明显，所以现在往往缺少现成的社区教育载体。这就需要重新建立新的规范，包括公德、技能、友谊、互助等在内的城市社区教育就应运而生。因此，实施社区教育的主要机构应该也是社区学院承担。
社区学院的设立可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即政府主导、民间参与或民间投资、政府补贴。在起步阶段，社区学院的教育内容可以从日常生活的技艺入手，比如烹饪、医疗卫生常识、营养百科、舞蹈、体育、高科技家电使用以及家庭装饰、育儿和养生等等，这样的“平常兴趣”才能够吸引更多的老百姓主动参与。而拓宽知识面、公民常识、法律知识、地方传统、互助互惠关系的浸润则是社区教育“润物细无声”的目标。通过这样亲近式、渐进式的渗透，达到公民素质提升、民众自组织能力增强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三重目标。
通过这样的方法，三亚作为移民社会的多样性存在的潜在冲突，则可能转化为新型城市丰富的营养。由移民陌生关系导致不信任的“恼人”，进而相互熟悉、相互理解，并转化为相互关心与信任的“喜人”。比如现在，我们就能看到“竹竿舞”和“大秧歌”同时出现在海月广场或者鹿回头，并且大家互相都觉得好看、喜欢、愿意参与。
在职业教育方面，三亚市是有基础的。然而，对于让每个劳动者都成为既有进入现代经济体系能力，又具备较高职业道德的职业教育的目标而言，仍然任重道远。
我们想，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关注：第一是整合现有的职业教育资源，在三亚侧重旅游教育的情况下，真正办出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旅游学院。第二是职业教育内容的深化，如强化职业主体意识教育与创新教育，建立三亚职业教育产学研基地，鼓励自主创业和技术革新。第三是注重职业教育中的职业理论与职业道德教育，使受教育者不仅懂得职业技能，而且懂得和理解自己所从事职业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责任，并把这种社会责任与自身的长远利益挂起钩来，使之成为城市主人翁，成为“幸福家园”里款待八方来客的殷勤主人，而不是只通过简单技能培训换口饭吃的低级劳动者。职业教育的本质是造就自食其力又有益社会运行的社会主人翁。
从社会结构优化角度看，经过上述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创新，三亚人口中受教育水平的比例将会有大的改观。除此之外，三亚由于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已经并将吸引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在此情况下，如何使三亚人口的年龄结构达到自然更替的优化水平，这是不容忽视的大问题。而要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保持某一区域社会活力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是引进教育资源，特别是高等教育。近十年来三亚学院的兴办和琼州学院的迁入就是很好的例证。在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背景下，三亚更应率先接纳海内外高校来此落户。这样做不仅能优化社会结构，而且从长远看，将堪比吸引外资同样有效的提升三亚的经济社会建设水平。
社会资本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共生
在三亚的当地居民中，相互之间的确有较高程度的信任，但这种信任的基础是有血缘或地缘的人际关系，并不值得我们特别骄傲。
社会资本得以有效的积累，并不意味着用普遍性去完全取代特殊性，而只是说让原始社会资本保留在日常生活领域，以确保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乃至亲朋关系的稳定。从三亚的实际情况来看，社会资本累积的最有效途径是加强社区建设。
社会资本是继经济资本后，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它特指每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普遍信任。所以简洁地说，社会资本就是社会信任。一个社会的信任度越高，社会资本就越雄厚，其进步就越快。因为在社会信任度低下的情况下，促使社会进步的能量将会因相互之间的不信任而转化为社会的内耗。
那么，三亚社会资本现状如何呢？应当看到三亚人虽无明显的排外心理，但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度还是有些问题的。在三亚的当地居民中，相互之间的确有较高程度的信任，但这种信任的基础是有血缘或地缘的人际关系，即因为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或因为是邻居、同村、老乡，故而产生信任。这种信任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存在，三亚也不例外而已，并不值得我们特别骄傲。
然而，基于血缘、地缘的人际关系是最原始形态的特殊的社会信任，它不是社会所有成员之间的普遍的社会信任。按照这种关系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信任是特殊的，这种社会往往被称为特殊性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某个人为了某种需要采取社会行为，当他的行为对象是亲戚或邻居时，他的行为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否则他的行为将会受阻，更谈不上达成目标。
举例来说，在这样的社会中，如果我到某个部门去办事，碰到的是我的亲属，于是事情进展的特别顺利，反之则很有可能困难重重。因此，如何才能使血缘、地缘的亲疏之别保持在他们各自的生活领域之内，不至于扩散出去而成为一个特殊社会，使其不至于排除在法制社会之外，迟滞于现代化社会之后，这就需要所谓的社会资本转型。如果原始社会资本得不到及时的转型，社会公正就无从谈起，普遍的社会信任或社会资本也就无法建立和积累，到极端时就会引起社会动荡，社会整合溃散。
那么，如何才能使我们需要的社会资本得以有效的积累起来呢？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转型过程中，并不意味着用普遍性去完全取代特殊性，而只是说让原始社会资本保留在日常生活领域，以确保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乃至亲朋关系的稳定。其次，普遍性的社会资本的累积必须以社会公德和现代法律为基础。只有当每个公民都认同自己是三亚的一份子，并认识自己的权利和任务，自觉认为自己有责任“让我们的三亚更美好”。同时，只有当法治得以完备，普遍性的社会信任才能得到充分的扩展，社会资本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积累。
从三亚的实际情况来看，社会资本累积的最有效途径是加强社区建设，培育自下而上的路径，而不是延用我国三十年经济改革自上而下推动的方法。我们必须认识到，经济运行与社会运行方式在有些阶段是不一样的。三亚应切实地、有步骤地增加对社区建设的投入，甚至可以用建立社区财政等制度来激发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度。只要我们能持之以恒，可以预期三亚居民定能不断提高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并由此进一步增加相互之间的普遍信任，乃至全社会的认同度和凝聚力。
从政府主导到自组织管理之间的过渡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最显而易见的莫过于经济增长、社会分化、利益多元、冲突剧增。而要解决日益严重的利益纷争和社会冲突，除了采取必要的经济手段之外，一个更为重大的历史任务是更新社会管理模式。
根据我们多年的研究，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关键是划清楚社会管理的领域，并建立社会管理的新体制。到目前为止，人们普遍对社会管理重心还落在“管理”上，因此往往政府“扛住”所有事情，社会“上交”所有难题。其实，社会管理，是社会参与的管理，尽管在诸多领域政府需要主导，但却不是完全替代。要分清彼此不同担当，先要划清社会领域的不同区块。这个认识，对于日益成为世界瞩目的国际旅游城市的三亚来说尤为重要。
社会领域虽种类繁多，但简单说来只有三大块，一是社会的公共领域，二是从事生产与消费的经济领域，三是公众的日常生活领域。社会管理新体制则应当由政府主导公共领域、由行业协会自律经济领域和由公民有序参与治理日常生活领域，相互之间彼此分工，各自发挥作用。当然，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加上这三大领域整合度的不同，甚至还有不少错位的情况发生，因此这种划分在操作上还有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三亚在向国际旅游城市推进的过程中期或未来若干年，也许仍需要政府把“主导”责任延伸到所有领域，但认清新体制特征，自觉从社会领域的“集权”主导管理到有意识推进到“分权参与管理”，慢慢培育社会的“共同认知”，到最后完全采纳新体制。这种认识上的领先到行动上的层层递进，很有可能让我们的三亚在城市社会管理上体现出明显的后发优势。
在这一体制中，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全社会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即政府通过税赋制度进行全社会的两次分配。在政府履行这一主要职能的过程中，还要彰显政府的另外两个更重要的职责，那就是主持社会正义和对经济行为的推动与监管。
对行业协会来说，制订行业规范是最主要的职能。行业协会通过各种各样的产品标准和价格标准实行行业自律和他律，并通过这种自律与他律来履行其社会责任。三亚的行业协会以及与此相关的社团比较晚发，成熟的并不太多，运行也需要将行业自律与法律、法规政策与市民监督他律更好结合。这需要一个过程，结合好的将会在未来市场竞争中获得政府、社会、媒体、行业的更大信任，也有利于胜出。
而对日常生活领域的所有事务，则可以让市民通过自由、充分的沟通，最终达成一种普遍的、有序的规则，从而自发尊重、遵守、并维持运行。对于三亚来说，这方面任务显得艰巨。本地原住居民所重的传统规范在移民潮面前已经松驰，而带着经济发达地区经验而来的人们又难以简单认同本地习惯。这就需要社区拥有广泛参与的机制，居民可以长期平等耐心的交流。广泛参与才有公平基础；长期交往才可能产生理性的认同，进而发展成为合作乃至互助的关系。
当然，以上所述只是一种理想设计。具体到三亚的社会管理机制而言，不妨思考对现有的居民委员会体制进行改革，可以尝试变居委会为社区居民大会，设立社区委员会为居民大会的工作机构。并在政府内设立具有统筹功能的社会管理部门，或在原有的民政局的体制内增设具有统筹功能的社会管理机构。
考虑到新体制的功能履行要有相当的学习和适应过程，同时考虑到充分发挥专业组织的作用和借鉴世界上先进地区的某些成功经验，可以在三亚市区先建立社区社会工作站，帮助与指导各社区处理社区事务。社工站将承接政府的社会管理项目并接受社区居民大会和社区委员会的委托开展工作。
上述新的社会管理模式的理论基础是社会的自组织理念。我们可以预言，社会的自组织不仅是未来的世界潮流，而且必然是我国建成小康社会时的现实图景。作为海南绿色崛起，社会管理和运行应是一种“生态型”的组织路径与结构。我们相信三亚比其它地方更有领悟能力与行动效率！
三亚的行业协会以及与此相关的社团比较晚发，成熟的不太多，运行需要将行业自律与法律、法规政策与市民监督他律更好结合。
三亚本地原住居民所重的传统规范在移民潮面前已经松驰，而带着经济发达地区经验而来的人们又难以简单认同本地习惯。这需要社区拥有广泛参与的机制，居民可以长期平等耐心的交流。
来源：全文刊登于三亚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