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大学,一个简明的定义是,综合性的、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授权颁发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然而,其内涵却是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解读。在中国,自五帝时“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至虞舜“养国老於上庠,养庶老於下庠”,西周的“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到汉朝“帝入太学,承师问道”,西晋初立“国子学”,北齐称之“国子寺”,隋、唐、宋、元、明、清设“国子监”,及北洋大学堂与京师大学堂分别于1895和1898年成立,始随着近代科学技术从西方传入中国,中国也有了现代大学。在欧美,从公元前387年在雅典附近建立柏拉图学院到1088年“大学之母”博洛尼亚大学在意大利建立,至1810年,威廉·冯·洪堡建立柏林大学,将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并确立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原则,这被认为是现代大学的开端,被称为“现代大学之母”。之所以需要梳理一下大学的历史,尽管是以最简单的方式,是因为今天的三亚学院正建立这全部的历史之上。我们从历史走来,并正在创造新的历史,不断探索和丰富大学的内涵。在这个新的时代,一个以“知识”命名经济的时代,我们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大学之道?让我们听一听德国波恩大学博士、三亚学院财经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中才的观点。
记 者:您是经济学教授,首先请您讲一讲,什么是知识经济?
孙中才:今天我们来讲知识经济,需要从20世纪经济学上的两个重大发现开始讲起。一个是在195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索洛发表论文《技术变化与总生产函数》,技术进步被看成是增长模型中的主要决定因素。随后,1962年,丹尼森(e·f·denison)在他的《美国经济增长因素和我们面临的选择》一书中,通过把1909—1929年和1929—1957年间美国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分解并分配到各个增长因素上去,来比较在这段时期内,各个增长因素在美国经济增长中相对地位的变化发现:在生产要素总投入量占增长的百分比从1909—1929年的80%降为1929—1957年的 68%的情况下,增加就业和工时占增长的百分比也相应从占39%降为27%,与此相反,教育年限增加这个因素所占增长的百分比,却从1909—1929年的12%上升到1929—1957年的23%,几乎占国民总收入全部增长率的1/4。由此研究,丹尼森得出结论,“知识进展和应用”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知识进展和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的结果。根据丹尼森的计算,美国1929年至1957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35.3%,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基于这些经济学的研究和发现,人们对知识与经济的关系产生了全新的认识。1983年,美国加州大学教授保罗·罗默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可以提高投资的效益,知识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标志着知识经济在理论上的初步形成。到1996年,世界经合组织发表了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这份报告将知识经济定义为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宣布人类的发展将更加倚重自己的知识和智能,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成为时代的主流。由此带来的,还有高等教育的大发展。
记 者:我有一个例子,恰好可以成为这段历史的一个证明。在1980年代,香港政府预计香港经济会由传统工业经济转型为以高科技与商业为主,这就需要有更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以当时的香港政府就决定兴建香港科技大学,以配合这个需要。依托知识经济的发展,香港科技大学目前已经成长为在亚洲名列前茅的著名大学。那么,您认为,在知识经济带来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之后,大学教育、大学文化和大学管理如何因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也就是说,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学之道是什么?
孙中才: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前提是近代科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687年,艾萨克·牛顿发表于《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三大基本运动定律。从牛顿发现三大基本运动定律开始,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三个新变化:一是产生了新的观念,人们意识到在自然界的表面之下存在着规律,人类需要认识和利用这种规律;二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方法,这种新方法是科学家用自己的大脑思考自然界背后的规律,然后用实验去证明,最后用教育将经实验证明了的自然规律一代代传播下来。第三个是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人类不再只向自然界索取果实,更要认识世界运行表面之下的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三个新的变化造就了一种新的生产力。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生产力就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近代科学的发展造就了人类新的改造自然的能力。而这种新的生产力想要在人类中、在世界范围内传承、传播,就需要教育,首要是大学。所以,大学之道就是科学之道,就是新生产力之道,大学成为传授科学知识、研究最新科技的劳动场所、实验基地。这也要求大学具备理性精神和规律意识,体现在劳动之中和劳动之后,就是科学和民主。所以,我们在最成熟的大学里,在最有成就的学者那里,一定可以看到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因为,在科学真理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探索者和讨论者。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第一生产力,大学作为知识的首要传播者和诞生地,大学的劳动成为了整个社会劳动的楷模,大学精神和大学管理都会给全社会带去影响。在英文中,大学一词为“university”是由“universe”(宇宙)这个词的前身派生而来的。“universe”的前身,在拉丁文中为“universus”,是由表示“一”的“unus”和表示“沿着某一特定的方向”的“versus”构成的。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大学管理应该具备宇宙的包容精神和一贯的科学规律,以及独立的意志,可以关心但独立于政治和经济之外。在这个总的要求之下,我认为大学管理应该施行三化:教授治校化,专家治学化和行政执行化。教授是大学中教学和科研的主力,依靠教授集体治校,依靠教授专业治学,有助于调动教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管理民主和学术自由将激发教师和学生的热情和创造力,提高知识传承和创新的效率。
记 者:您心目中理想的大学是什么样的?
孙中才:我心目中理想的大学首先要崇尚科学和学术。在近代科学诞生以后,严格地说,大学和以往不一样了,科学主义贯穿大学教育始终,一切与科学规律相抵触的、非理性的思潮可能一时得势,但最后必然被科学所战胜。所以,在大学背后,决定大学最基本的道和理的,我想是科学。依我们目前所知道的,科学具备这样的三个特性:一是一维性,也叫不后退性,科学是只会前进,不会后退的,经济和社会有可能出现大的倒退,但是科学本身不会倒退;二是科学的自我主宰性,科学发展遇到困难和障碍,最终还是要依靠科学自身来解决,而不是其他任何力量;第三个是必定指向技术性,科学研究的成果必定带来人类社会技术的进步。科学的这三个特性,决定了理想的大学必须是科学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创造者,向全社会提供服务。其次,理想的大学要具备独立理性和自由活泼的精神与气氛,能任科学独立发展,思想自由驰骋,则大学里的师生必能快乐地工作、学习。最后,一个理想的大学还应尊重劳动,实行民主。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教师的劳动,外在是一种脑力劳动,内在是一种新的生产,大学教师事实上成为了全天候的劳动者、生产者,科学精神本身使其具备了一种自发的劳动热情。如果一个大学的教师多数不愿意教学、不喜欢科研、不想为社会服务,那一定是社会制度和大学管理出了问题,劳动没有受到尊重,劳动热情被压抑了。一个典型例子是人民公社,如果真如当时宣传所说的那样,农民当家做主,通过人民公社这个桥梁走向共产主义,为什么会造成全国多达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口处于饥饿状态?显然这不是劳动本身的问题,也不是劳动者的问题,一定是劳动的热情被压抑到饥饿状态了。
记 者:我注意到,您多次说,大学的劳动是为全社会服务的,是不是也可以说,大学是一个社会的发动机?
孙中才:当然。大学不只是一个社会的发动机,还是一个社会的大脑,大学的精神也是一个社会的精神的体现。一个大学是否尊重劳动、实行民主、追求科学真理和自由正义,大学办的怎样,也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准。
记 者:我记得清华大学校长在他的《大学一解》中解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应为新民意),在止于至善”中的“新民”时说:“大学新民之效,厥有二端。一为大学生新民工作之准备;二为大学校对社会秩序与民族文化所能建树之风气。”大学怎样新民?怎样培养人才?
孙中才:大学培养人才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教师的层次,一个是学生的层次。从历史事实看,一个大学首先要完成的是第一个层次,也就是教师人才的培养。而教师人才的培养要有科学本土化、教授本校化的观念和百年树人的思想。一个大学在特定的时期可以请一些名人来做兼职教授或者让他们在这里度过晚年,这些措施都不错,但不能真正解决本校教师人才的培养问题。教授的本校化即是教授在这里安心工作,长期地在教学和科研上倾注心血,乃至成为大师,融入大学的灵魂。技术可以引进,设备可以购买,但培养出名教授只能是大学自己的事。教师人才的培养还一定要有百年树人的思想,鼓励教师踏实肯干。一些课题的完成,一所著名大学的产生,常常都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完成了教师人才的培养,学生人才的培养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先有名教授,后培养名学生,最后成就名大学。
记 者:对于年轻的三亚学院,您有什么建议?
孙中才:一个事物总是带着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特征,好的或者坏的,大学也是如此。例如,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一经创办,便继承了清朝末年腐朽的东西,很多人都以北大(京师大学堂)为科举的替代品,以此为仕途捷径,官气很重,学风败堕。直到1917年,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对北大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才使北大展现出一个现代大学该有的样子。因此,对于年轻的三亚学院来说,从开设以来,无论从风气上还是硬件上,底子都打得相当好。当然,要想获得更长远的发展,还需要以一个更大的视野、更长的眼光审视自身、发展自身,朝着有百年历史、百名名教授,百万图书的卓越大学不懈努力。
(编辑:张剑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