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学院校长陆丹在第二届落笔峰城市文明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2020/11/16 8: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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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各位学者嘉宾出席第二届落笔峰城市文明论坛。


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与会,给我们增加了今后一年一度办好论坛的信心。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和俞可平教授如雷贯耳,就不多介绍了,只说一句:没有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没有俞可平教授,就没有这个论坛。所以,建议把掌声送给尊敬的俞可平教授。


三亚学院好像邻家有女未长成、藏在深闺人未识。介绍一下:学校办学十五年,九个学科,五十多个专业,十六个学院,两万两千在校本科生,在校园任何一点环顾四周,山脊线以内都是校园。学校明年有机会获得研究生教育资格,“十四五”发展期间有机会列规更名三亚大学。


今年获得7项国家社科和自然科学基金,连续六年在全国民办高校蝉联第一、在海南蝉联第三,今年学生50%进入一本分数线。城市治理学科是学校五个重点建设的学科之一。我们希望与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合作办好中国治理评论杂志,准备合作出版五十本城市治理丛书,准备合作设立城市治理研究项目,正引进城市治理研究团队。


海南自贸港建设是当下一个热词,国家政策是把海南当一个城市来规划。海南没有工业化的过程,70%是农村人口,没有大货运港,没有具有足够多本土比较优势的货物贸易,海南未来的美好前景因此遇到了许多需要逾越的障碍,海南难以直接复制粘贴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工业化、城市化经验。作为本土学者,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集思广益来落实好国家政策,造福于海南人民。


在座诸位是城市治理学科的专家。借此难得的机会,我个人有些问题想求教。沈关宝教授是费孝通的第一个博士,沈先生在世时曾经与同济大学赵明教授合作进行上海、广州等地的城市规划课题。一次,两位教授在三亚学院和我聊起城市规划,赵教授以技术见长,他感慨说,做了这么久的城市规划,和沈教授合作实践下来才明白,原来规划首先是政治过程,其次是经济过程,然后是社会过程,最后才是工科专业人士的技术过程。


政治过程,不难理解,从历史看,中国治不下县,县下无城,无论大小,城必是当地政治中心,且有建城不由主官意志的道理?现实中看,我在海南任省社科联副主席、三亚社科联主席,知道地方城市规划虽有几下几上的政治过程,但基本是书记思路定调拍板。负有最大责任的人理应具有相应权力,这个可以理解。但有一处不解,城市规划的政治过程,建筑在城市经济或产业之上,然后还必须有城市社会、文化的加持。干部是流动的,任期是越来越短暂的,有多少地方主官深耕城市规划这个城市治理的基础研究?若是万一拍板不当很快又离任了,继任者是重新再拍一次,还是将错就错?也许这是无解的,因为人们只能在若干年以后城市发展的后果来倒推当时的规划恰当与否,而且那些发展还受到其它诸多不同时期政策变迁和城市发展的其它因素影响。所以,只能勉强的认为,正在欣欣向荣的城市一定包含了当年政治过程的功绩,而只有那些已经衰败的城市可以明确倒推出当年城市规划政治过程的败笔。


经济过程,不难理解。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没有足够大财力,也办不了相应大的事。因此,城市规划需要因应城市经济过去、现在和未来可能的支撑。但是,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未来该怎么定义呢?必须假设未来产业兴办、人口流入等条件,以城市扩容为基调(当然可能包括花园城市、和谐城市、绿色城市这样的环境目标)做城市规划是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大概率事件。


宏观上,中国有过一段以“城市化”预期和大规模城市扩容为基调的城市建设;后来,至少是因为城市的土地、水、电资源及产业以市场导向选择性难以控制等难题,又有了一段扩展为“城镇化”建设;但经济不买县镇的账,大多数县镇落不下产业,县镇文化又留不住年轻人灵魂。如此这般,至少是因为有了诸如此类的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节约化发展问题,才有了近来一段城市集群建设的“中心聚集工程”加美丽乡村建设的“兜底工程”。


我的问题是:


在这个“经济过程指标”上位政策变迁中,大多数处于“当时阶段”的具体城市规划真的有如论证时那样满满的科学性吗?


如果有,那么在全国波澜起伏城市化路径几番调整中的具体城市治理又怎能够具有必要的自主性基础上的预见性呢?

即便实现自主的形式条件充足,城市又如何左右自己根本无法左右的宏观环境巨大影响的大局势呢?


如果能够主导地方治理的地方政府尚且无力,那么,参与治理的经济过程、文化过程、社会过程的多方其参与价值又有多大呢?


如果假定多方实际参与治理的价值并不能高估,那么,在围绕经济预期增长和人口极速扩容为基调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治理,治理又是什么意思呢?参与治理的各方又有多大实际作为呢?


假如进一步以低限作假设,从较长时段的历史纵向看,如果这样的治理并没有多大作为,那么我们不断总结的城市治理经验、理论、技术等等,价值又在哪里呢?


如果上述政治过程和经济过程具有那么多不确定性,那么,社会过程就只能姑且搁置,因为,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下,社会本是弱势一方,治理有何可为?恐怕只能是小概率前提下的弱影响。


最后,如果城市规划有上述三个不容乐观的环境,那么,技术过程再大的力量,会不会也是螺丝壳里做道场,能量有限?


这样的逻辑倒逼出一个结果。事实上,沈赵两位教授的洞见在实践上是行得通的,但我个人常纠缠,在道理上是否理想,学理上是否有不通的存疑?


因为我其他的职务角色原因,参与过好几所大学的规划和规划评审。有机会与好多个我们遴选相中的中国一流设计院交流,但我不得要领。在我们都熟知的一个大学规划设计的案例里,对我上述的许多问题也许有点启发:今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校园经典,是创办人的大学理想、雄厚财力和设计师专业认知与技术能力反反复复碰撞的结果。如果假设出资人的理想与权力是政治过程,假设出资人的财力是经济过程,假设设计师的出色手笔是技术过程,那么,遗憾的是,中间缺失了沈赵两位教授的“社会过程”。学理上,城市治理和城市规划中是不能没有社会过程的,人的需求和意趣、以及社会结构中被社会化的各个不同的人的表达是不能缺席的。


也许,在基于城市规划的城市治理,社会过程往往可能是滞后的。即便是在国家与社会均势的美国,即便是在以现代大学治理结构著称的斯坦福,师生及大学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是在大学诞生以后才出场、才逐步显现作用的,而且其主要作用并不在校园规划调整或单体设计优化这些功能技术指标方面,而是在校园物理空间以及校园精神空间发挥学术的主体作用,以彰显其社会过程的力量——这是一种不完整的或可以称之为有限的社会过程。因此,一个可能的假设是,城市治理中的城市规划主要是延用“简单无序思维”找到相关变量,把复杂化为简单归因;以后又主要延用“复杂无序思维”,用概率方式来做推论城市规划的布局,前者是物理思维,后者是数学思维,基本解决了“政治过程”、“经济过程”问题,而“社会问题”则是后生的,是适合生命科学的思维。这样可以想象,斯坦福大学与后来的“硅谷”形成,则可能是“社会过程”磨合出来的。


这是一个困扰我许久的问题,关于西方社会理论普遍有效性的思考,因为新冠疫情和美国大选倒逼我有了一点点社会学的想象力:以“社会过程”在城市治理中的城市规划为例观察,完整的模型只在理论上成立,而在实践中大多主要起提示作用,而观念和方案的具体价值则大多是在解决当地当时问题进程中显现的。


因为不懂城市治理而有必要学习,我将我工作中遇到的一堆没有营养的问题求教方家。


祝论坛圆满成功,祝各位在三亚工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