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读《昌江民俗》 张跃虎

2018/3/6 17:22:32

QQ截图20180306095336.jpg


 

《昌江民俗》

 

张跃虎

 

民俗是一个民族或族群共同认定并世代传承的生存方式。它涵盖了物质与精神的各个层面,展于生活和生产的所有领域,地方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人们进行某种身份认同与心灵归属提供了重要标志与依据,也对他们特殊性格与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要了解一个地方,要认识个地方的人,必须先知道那里的民俗。人们常说的“入乡问俗”、“入乡随俗”或“在什么山唱什么歌”,所表述的正是外方进入者对原住民最起码的尊重与基本的社交礼仪。不管是从政、经商、落脚、施教、旅游、新闻采写还是文艺创作,概莫能外。可见,民俗是一部不可或缺也不能无视的必读书。而对于民俗资料的搜集与研究,乃是地方文化工作者首要的责任与义务。


昌江县,地处海南西南沿海、拥有昌化江冲积平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十分宜居。在这里发现了海南最早的人类定居点,当下又集结着汉族的六个族群,即、军、村临高语、白话语群、海南话(客话)语群和黎族5个族群中的3个,即哈语群、美孚语群、杞语群。一共有9个操着各种方言的群体和谐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使此间蕴藏着其他地方无法相比的极其丰富的民俗学和人类学资源。如果说,海南岛以其特殊的地缘优势而成了上述学术资源的“富矿”,那么,昌江又以其更为优渥的区位条件而成为藏量最为丰富的“矿区”。


因此,这里诞生了海南第一部专事记述本土民俗的著作,决不是偶然的。


当然,这部专著的出现,与该县比较良好的文化生态也密切相关。想起七、八年前,我曾带着自己刚出版的社会人类学专著《珠崖田野上的华夏魂》,无偿赠送昌江的文友时,就已发现:这里有一个颇具朝气的文化群落;该群落有一个统合力较强的核心;他们构建了自己坚实的平台;还有更重要的,是得到当地政府有力的后勤(财政)支援。因此,他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正式出版了包括歌谣、故事、谚语、乐曲等内容丰富的多种图书。现在,《昌江民俗》又将与读者见面。对于一个经济体量不大、人口也较少的小县而言,能取得这样的文化成果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值得钦敬且令人振奋的。


今年五月,我又回到昌江,不经意认识了年轻的县委副书记支红彬。令我意外的是他在繁忙的的政务之余还能挤出时间读了不少书,且学养相当深厚。我们从晚间一直聊到次日凌晨,从他故乡安阳的殷墟侃到古玛雅文明,从古诗词扯到新民谣,从庄子聊到叔本华……总之古今中外,文史哲学,无所不谈。我所挑起的内容广泛的学术话题,都能引起他的兴趣与共鸣。多年以来,我极少能遇到他这样好的聊伴,他完全颠覆了我以往对官员的某些偏见。我确信,古老昌化大地的精神文明建设能宏开今日之新局,与这一类领导干部的推动是分不开的。此乃地方文化之幸。


《昌江民俗》的著者之一孙如强告诉我,正是这位支副书记力排众议,力主把已办理退休的他返聘回文化部门,让他继续从事自己深爱的、对本县民间文化的发掘整理工作。他也不负所望,半年前才出版了一部《海南军歌》(军语群的歌谣),现在又奉出此书。不用说,这都得益于支书记的给力。


“民俗”看似简单,但我认为它实际上是一门牵涉面很广而内容极之丰富庞杂的大学问。举凡历史(涵考古)、地理(涵方位、气候、物产、生态环境)、方言、文艺、伦理、经济、政治、宗教、哲学等,无不与民俗的形成密切相关,并对它的流变施加着深刻的影响。它又和紧邻的社会学、人类学互有交叉,三相映衬,异彩纷呈。因此,一个有作为的民俗学者,无疑需要具备广博深厚的学养。


而民俗学最基本的功课,乃是田野考察与社会调查。这项工作也决不似外界想象的那么容易。且不说这需要调查采录者栉风沐雨、饭无定餐、爬山越岭、历尽艰辛,更重要的是,他首先要对党的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和准确有度的把握,知道哪些事象可以查、怎样查;哪些事象不宜触碰,或碰了也不可轻易发表等。除了政策水平,调查采录者还要具备严谨认真的治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懂得如何去芜存精、去伪存真,以避免鱼目混珠、良莠杂陈。


以多年的研究与编辑经历,我觉得涉此不深者最容易犯的毛病可归纳为三种:一,不了解历史与传统,总爱以现代才可能存在的事象和观念硬塞给往昔;二,不了解底层百姓,喜欢把知识分子的理念、言辞和腔调强加到他们头上;三,不了解少数民族,常有意无意地将汉族的东西悄悄挪移进他们的精神库存。在从事民俗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民间文学采录时,相关问题尤其突出。


我读《昌江民俗》的样稿,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尽管这种失误确实极难避免,而本书也仅见一例,但它颇具代表性,故有必要粘出来做一番剖析,以期引起注意。同时,我也想借此普及关于黎族文化的一点常识。该书中有一首被标为石碌镇美孚方言民歌《滚龙歌》”的作品是这样的:“滚龙哎,滚龙哎!天上有一条龙,龙不翻身不下雨,雨不浇花花不红。


这里就有三个问题。其一是“滾龙”并非“翻滚的龙”,而是黎语“大路”的音译(美孚语“滾”是“路”,“龙”为“大”。)我采录的《滚龙歌》即《大路歌》,收入《五指山风》是一首凄丽的美孚黎古典情歌。1976年初冬,我特地向美孚著名歌手符其贤搜集并学唱过此歌。41年过去了,我至今尚能用美孚方言与曲调唱出开头几段。因此,它给我印象殊深。


其二,黎族文化中的“龙”(黎语叫“挡”)与汉族观念里能耕云播雨、神通广大的龙是有区别的。黎族的“挡”(龙)也住在水里,但它常以一个善良懦弱的美男子的形象出现。在我40多年前搜集的一则黎族民间故事中,“挡”非但没有上天下海呼风唤雨的本事,而且还被一个嫉妒妹妹有幸嫁给了“他”的恶姐给谋害了。我当年采访过保亭畅好一位会唱长篇叙事诗《昆挡》(“龙之歌”)的歌手,其歌中的主角“龙”也是这样一个悲剧形象。


其三,这首歌的基本句子,即龙不翻身不下雨,雨不浇花花不红”其实来自云南民歌《雨不洒花花不红》。原歌歌词有好几段,版本多有变化,但每个版本的第一段歌词基本不变,内容如下:哥是天上一条龙妹是地下花一蓬龙不翻身不下雨雨不洒花花不红搜集者不知怎的信手拈来,竟把最精彩的后两句弄成美孚黎歌了。本书两位作者都是汉族人,对黎族文化很难做全方位的了解与把握,看到此词如此华美,也就顺手揽入了书中。


当然,对一本书而言,这点瑕疵也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但因为我此前已在别处见过太多类似的疏漏,所以仍要在这里郑重地写上一笔。须知对材料的甄别与使用,乃是从事学术研究的第一道关口。这一道关把不严,则研究的结果可能就南辕北辙。我在原海南黎苗族自治州学习、生活、工作近20年,期间曾发现大量歌谣“汉冠黎戴”,且“汉冠”还留着不少拙劣的窜改痕迹。可见此风由来已久,并非自今日始。


瑕不掩瑜。《昌江民俗》的内容之丰富、涉猎之广博,仍然令人击节叹赏。加上那么多精美的配图,使此书更显得貴气而豪华。它不仅为写作、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素材,也为从政、经商留下了宝貴的民情实录,更为旅行、观光配备了生动的导游读本,从而为当地的相关产业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作为海南民俗的开山专著,它的学术价值也是应予肯定的。


采录民俗事象最基本的要求是准确与真实。本书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书中所描述的种种事件、场景、风物、禁忌、器具以及故事、传说等等,有不少都是我所熟悉的,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歌谣中,除了我建议剔除的个别篇什,绝大部分都没有问题。一些黎歌汉译的文字水平不够高,这点有待改进,但内容仍保持着鲜明的黎族特色,不会是冒牌货。


本书能有如此水准,首先得益于两位作者对昌江的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两人中,孙如强籍属昌江军语群,出生并成长于本县,大半生都在此地从事文化工作;王书豪虽是临高人,但一直供职于昌江,时间长达四十年,已算是大半个昌江人了。因此,他们的诸多调查都能以直接的方式进入而无需假手他人;有时候既是记述者,又是某些事象的亲历者与参与者,故错漏与误记当然就要少得多。由于本书涉及的族群众多,内容非常宽泛,故很难顾及到重要事象的细节描述。而民俗工作最重要也最艰难的正是细节上的调查。在这方面,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写印第安人举行的各种宗教仪式、普里查德《努尔人》写该部族与牛的关系、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写土人之间的礼品交换与货物交易,均洋洋洒洒,纤毫毕现,蔚为大观,堪称经典。我当然无意苛求两位业余研究者能达此水平,只是想对他们和像他们一样勤勉地在基层从事文化工作的同仁提出更高的期待,企望他们在民俗调查中注意采录到尽可能多的细节。而随着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相继诞生,基于农耕文明的各地的传统民俗正受到严重的冲击,面临着解体、崩溃与重构,凡此种种,都是从细节开始的。因此,民俗细节的纪录,最能具象展现文明的嬗变、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兴替。该论题颇有意思,但因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昌江民俗》的不少记述,都能激起我的亲切感与好奇心。其中的一首“海南话民歌”更引起我的强烈兴趣,因为它从少年时代起就已被我心头的歌库珍藏了:“砍树抓鸟真呆,堵海捉鱼只坏工。火旺难烧水底草,刀利难杀镜里人。


    这是一首经典的崖州民歌,无论内容、语言、手法抑或格律,都与崖歌毫无二致。它只和我小时听到的词有两三处不同,比如“堵海”,我们作“戽海”:“坏工”作“敗工”。而此类小异,无关宏旨。书中例举的其他“海南话民歌”,也都是我一眼就能认出来的正牌的崖歌。


本书称海南话民歌主要流传在昌化镇一带”,“海南话方言群”即客语群亦大多聚居该镇。它所以沿用了昌江县的古称,可能是因为历史的悠久,又座落于昌化江的出海口之故。这里离崖州文化的昌盛之地——乐东、三亚有几百里路程,似可用语言学所说的“方言岛”称之;但此间还杂居着军语、村语、儋语三个方言群,所以,笼统地叫它“客语方言岛”似又欠妥。我倒是想出了一个好像更加精准有趣的词,“文化飞地”,对,昌化镇的那些客语群聚居点,可称为崖州文化的一块块小“飞地”。


奇怪的是,“昌化”在我故乡曾经是一个可怖的词。童年时期每闻大人以它吓唬我们,说:“别哭,昌化来了!”又以它比拟坏人,称:“此物,歹过昌化!”


    彼时不识“昌化”为何物,现在才知道它原来是一个瀕海小镇,而它居然与我们的崖州文化有着如此密切的亲缘。这是怎么回事?那一片曾被视为畏途的蛮荒远僻之所,何以竟分布着一群唱崖歌、讲客语的崖州人?而离他们很远的原生地为何又对“昌化”这样恐惧?


从这本书里,我还惊奇地看到:乐东、三亚一带的客语方言群中传播甚广的崖州民歌唱本《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昌江的客语群、军语群、村话群与儋州方言群中也都有流布。这说明,上述几个不同的族群虽然操着互不相通的方言,但均认同汉族的伦理观念、道德价值与处世方式,故都被梁、祝的故事打动了。同时,这几个族群又对故事的结局和某些情节各自做了略有不同的设计与发挥,从而显示了他们多少有些区别的生活诉求、审美趣味与艺术情怀。


我从书中提取的这两个民俗事象,都与崖州文化密切相关,并且都有进一步深入探究其奥秘的价值。通过第一个事象,我们可以追踪昌江客语群与崖州客语群的关系,或许能进而厘清已被岁月湮没的一段有趣的琼南移民史。通过第二个事象,我们可以了解民间文学在各个族群中的传播与交流情况;他们的相向作用与影响;以及其性格、气质、观念、情趣等精神形象的异同。由是观之,田野考察、社会调查及相关记录,只是民俗研究的基础工作。我们还要把所获得的资料盘活,赋它们予生命,才能把研究提高到新的档次。上面所举,乃是通过空间轴上的横向审察以努力盘活民俗资料的案例。我们还可以通过时间轴上的纵向比较,探讨各种风俗的流变与发展——此中往往刻录着先民迁徏的足音。这足音,也许能帮助我们破解一些历史的悬案。当然,盘活民俗资料,有赖于各种相关学科的全方位参与。


上文曾谈及的对民俗的形成与流变可以产生深刻影响的那些因素,诸如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哲学,还有民俗本身所包涵或与它互有交叉的民间文学、方言学、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这些学科所提供的思考维度、研究方法与资讯投放,可以让我们对民俗材料的解读更加全面、深刻、准确、到位,且使用更充分,安排更精当,分析更透彻,归类更合理。因此,民俗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需要研究者的博学、韧性、求实态度与献身精神。当然,对我们这些普通的文化工作者而言,能像如强、书豪那样利用在基层工作、离百姓较近的便利,做一些田野调查并如实记录下来,为专家们的深入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原始资料,也就功德无量了。


海南是一座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大观园。这里民族不多,主要是汉、黎、苗、回等,但族群却不少。黎族有哈、杞、润、赛、美孚五个方言群;汉族的族群则更多,除本书述及的六个方言群之外,还有迈话(三亚)、长流话(海口)、蛋家(三亚)与客家等几个族群。很少有一个省能像海南一样,在如此狭窄的土地上聚集了操着偌多不同方言的生民。汉族的那些方言,基本上是互不相通的。这些族群所占的地盘或自成一统,或参差错杂,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形成一块块有趣而奇特的“文化飞地”。而每一块“飞地”上的景观与奥妙,都值得我们穷尽一生去探究和追寻。


我们可以想象从高空鸟瞰宝岛的人文版图——那是一幅七色斑斓、华彩纷呈、千姿万态、气象恢宏的瑰丽的风俗长卷,又是一笔何其宝貴的无形的精神财富!把它同有形的财富——宝岛美丽的自然风光有机融合,必将形成巨大的旅游产能。那时,“国际旅游岛”真正的春天就要降临了。


绿韵流昌化,红棉报早春。我真心希望,在昌化江流溢的文化绿韵中诞生的这部专著,能成为一束报春的红棉。愿它招引万紫千红接踵而来,把海南民俗这方沃野渲染成一片花海。    

 

*张跃虎:历任《海南日报》文艺部编辑,广东省文联《天南》杂志编辑部主任,广东旅游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黎歌汉译集《五指山风》获全国民间文学作品二等奖,主要作品有长篇社会学专著《珠崖田野上的华夏魂》等。

 

上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文史】进士梁必强与海南梁氏家族 冯汝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