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大学的“正常办学”》后记

2012/10/12 17:46:14


雍雍在宫,肃肃在庙。

不显亦临,无射亦保。

             ——《诗经·大雅·文王之什·思齐》



在一个三十多年政府和社会一以贯之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球资本视之为投资洼地、经济总量已经快速地占世界第二位的国家,国人看问题的方式都会很理性、待人处事心态都会很平和、生活和价值取向都会很有品位,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不幸的是,我们中国正处在这个生机勃勃又不免躁动不安的时代。我在《民办大学的“出世计划”》一书后记中曾经坦言,大学,是考验功力的,是要用时间煨、用钱堆、用心锥的活儿。而我创业所在的三亚学院,恰恰处在不安的中国经济腾飞时段,处在中国富裕人群高消费耍酷、玩有钱的旅游度假高端城市的三亚。时空都弥漫着躁动的气味,大学必要的一份宁静就很奢侈了。

可能鉴于我在本书序言所感知的,对世界图景,有一份定见,对中国事业,有一份自信,对大学,有十分喜欢,所以我对大学必要默认的宁静有了不可或缺的理会和欢喜。喜欢了,还需要再多的什么理由么?

因为喜欢,李书福董事长的许多教育心愿得以体现,以至于他人前人后说喜欢三亚学院。

因为喜欢,十年了,我们先后(2004-2006年)一起创业的同仁都还在领导岗位,沈为平(任资深校长,评估院院长),沈关宝(资深副校长,省社科联岛屿社会与文化基地主任),秦杰锋(资深副校长,大学生咨询中心主任,兼任我担任院长的三亚理工职业学院的执行院长),王勋铭(副校长、教务长),沈建勇(副书记、校长助理),赵楠(校长助理,兼任三亚理工职业学院副院长)。他们各自为这所新的民办大学贡献各自的能耐,尽到各自的一份用心。因为喜欢,十多位2005年一起创业的大学毕业生都在大学的中层岗位,其中一些是读硕士、博士后成为骨干教师,一些成为行政管理干才,虽然许多不成熟,但学校对得起他们的信赖,他们对得起学校给予的机会。因为喜欢,教职工已经从十年前不足百名到现在超过千位,其中不乏教学高手、科研能手、管理好手,而且,虽然人各有志,各有个性,大学用其所长,在大学职场,职业道德和大学文化的基准,他们各位大多眼睛看见、心理认同、举止做到。教职工其中也有离职的,对时下中国的人的横向流动和社会资本存量,我作为研读社会学学科的人,是有较为公允认知和足够心理准备的,我很坦然也很欣慰,超过百分之九十我们视之为人才的遇到就不错过,再说,依法治校和相互契约约定可以了,流水不腐啊。当然了,一场举国政治的群众路线教育,把我许久以来忧心的社会问题提前以体制自清自净的方式来到了,也让我觉得有了适宜的可以在组织内讲人情味的空气。从此,个体的难题,不能再以竞争作为唯一高尚理由,必要辅之以更为妥帖的组织关切和人际关爱。而这,在我看来,如果不甚愚昧,可能成为中国大学把学生关切纳入大学生态包括大学学术生态考量的转折性契机。因为这个认知,近两年,我已经在大学不断吹风、试水,也有更详细制度安排了。“时候未到”与“是时候”了,这是我多年来决策必要考量的关键性时间要素。这也成为我早已多次提及的张力管理的要素——时间条件,决定组织、系统的特定阶段性特征,诸多的其他条件,都难以脱离时间要素。这也是中国人常说常新的天时。

我们三亚学院在过往近十年的历程中,经历了几个明显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2004年至2009年,这是《民办大学的“出世计划”》一书中描述的,虽说从组织设置的要素而言需要满足较为完备周全的条件,诸如大学的理念,生存和发展战略,运行方略,工作策略;组织架构,组织制度,组织文化;工作流程;工作岗位和责任以及评价、反馈、纠错、奖惩;办学定位,学科和专业设置与建设;大学功能建构与发挥,人才培养,教学质量,科研水平,行政管理,行政服务教学,后勤保障等等,还要中国大学必要的党建党务,维稳,安全,思想工作,工会工作,心理调适,校园文化等等,一应俱全的需要建构、展开和收效。但是其实,出世计划阶段,核心工作就是以下四点:

其一,“占地盘”。建校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宜顾此失彼只说大师而不要大楼、不讲办公条件、不讲必要教学仪器设备;上规模,学科数、专业数都是要审批的,同一个地区,有别人就没你;上在校生数,没有国家投入,以学费支持学校运行和发展,还是中国民办大学基本事实。

其二,“建队伍”。大学的办学主体是教师,教学主体是学生,最初能够操作吸引教师、组织学校运行的是必要的干部队伍,学校以干部队伍建设作为优先安排,以教师队伍建设作为重点安排,其中优先吸引名师和教学人才,随后重点吸引科研人才。

其三,“立规矩”。大学是人才聚集的地方,是可以集中生产知识的地方,是可以集中传授知识的地方,生产与传授知识的基本条件是个性化解读创造知识,如果没有相宜规矩,就使得大学容易成为个性冲突和产生人际是非的地方。人际是非,归根结底会化为两种结果,一是不以知识说话,而以权力或者嗓门大小说话,二是相互攻讦贻笑大方,得不到相互尊重、学生尊重,两者都斯文扫地,被不尊重。

在大学,首要的规矩,是热忱教育,真诚教育,相应地需要树立新大学理念、校训、校风的旗帜标杆,为此目标而结成价值共同体;其次的规矩,是尊重学术规范,不同意见理性讨论,尊重事实,不人身攻击;再次的规矩,是大学尊重教师、尊重学生,行政、学术各司其职,相互不替代、相互不越矩,并逐步培养行政服务学术、教学、师生的习惯。

初创的大学如何立规矩?立下的规矩如何有效?校长带头反复讲道理,培养阳光文化、讨论文化、学习文化;学校定制度,人事制度为立下的规矩评价人和事,奖或惩,上位或者下位;学校推动讨论,相互教育,相互教化。

其四,“保教学”。大学的核心功能是培养人,大学的规模大小、队伍多少、投入多寡、科研水平高低等检测大学办学标志性元素是可以通过时间渐次实现的,但大学开学伊始,大学的教学质量就时不我待,就必要对学生负责,就办学有完整的教学制度准备,就必须有教学运行有序、过程监督、过程与阶段性结果评价的要求,就必要有对教师的培训和评价,就必要有教学的投入与评估,就必要有教学的质量保障。这是一所在传统上“化外之地”又是公共认知上“体制外”大学能够在办学理念、教育理念和育人方案比较优秀之外,能够吸引四面八方大学生的基本逻辑。

所以,占地盘、建队伍、立规矩、保教学,四个元素成为我们新创办的民办大学出世计划基本实现的要素。回顾2005年初,时任海南省教育厅厅长的黄教授,在确认评估通过以前,专门与我约谈,谈谈办学思路,我大概说了以上想法,当然,我是用一种管理大学的行政领导习惯的话语方式,表述了自己对在三亚办一所民办大学的思考。他沉吟一阵,说:“我相信,好。”这以后,我用同样的行政喜闻乐见话语方式,较为顺利地与各级政府管理部门沟通创办大学的各项事宜,求得理解和援助。当然,当我真正运行一所大学时,我必要在大学行政系统用管理学尤其是现代企业管理的话语方式,轻易打破来自老大学干部们的成见(的确,只有办学的片段经验很难面对创业期大学的难题),更快调动起年轻的大学生、研究生喜欢和熟悉的管理新知,以此来建构一所新大学和民办大学的价值观念和认知方式;同时,当我与老师们交流时,无论是每周的大会小会,还是日复一日的广泛个别谈话,我必要回到学术心态,使用学术话语。当然,和大学生们交流,也必要尊重他们的想法和说法,包括用他们喜欢和不排斥的话语方法沟通。考虑到我党委书记角色和责任,我也必须切换到独特的党务话语,幸好,对这我也不陌生。不如此,总有一路走不通。当然了,要走通,不容易,现代社会的人们在多种社会角色面前,常常犯三种错误。一是角色固化,换了情景,水泼不进,没法融入;二是角色错乱,在此地说彼地语言,风马牛不相及;三是角色扮演,虚情假意,虚与委蛇,入门不入心。要走通,必要付出时时处处的诚意,必要付出十分的事业专注,必要付出十二万分的学习。这三必要,我很努力,很用心。只是限于水平,做得不够好。

三年前(2011年),学校即将由国家教育部批准转设为独立的民办普通本科院校(20124月),从名义上的独立学院转身,我们开始谋划新的学校发展战略,制定了学校未来十年发展的规划,对比前面五年多的出世计划,我取名新规划为“卓越进程”。意图通过过往的以理念和定位确立、结构和队伍建立、制度和文化建构、规模扩大为基础的外延式发展,转变为教学为中心、科研为基础、崇尚学术、培育学生为基本内容的内涵式发展。制定了实现成为中国一流民办大学优秀代表者目标的十大工程。虽然追求卓越雄心勃勃的大幕开启,但我们还是如履薄冰。我们励志风雨兼程前行,我们也理智地分析时势和条件,把十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五年为“正常办学”阶段,后五年,启动卓越进步冲刺。本书,就是记录这个背景下的正常办学。

正常办学,是一个必要诠释的词。

正常,是办学环境正常。对中国而言,我的研判,中国即将面对因为理性认知随经济发展而来的社会必要发育问题,以及伴生的全方位的治理方式优化问题,政府和社会必将回头找市场,必要回应市场资源的优先性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民办大学迟早是体制不能只当作体制外就可以应付的话题、命题。如果这个条件基本满足,民办大学办学所需应然的法律、政策、社会环境的必要公正资源就可能出现,民办大学的正常办学环境就可以开始形成了。

正常,是办学节奏有张有弛。对三亚学院而言,既是对比过往前五年的披荆斩棘、披肝沥胆、风雨兼程的劳动以至于过于劳累的“不正常”,在我看来,办学初期的激情与气势(豪气、大气、正气三气校风)是应对环境条件不足的必要,是创办好大学的精神必要,而不必是办好大学的时间和精力分配之必要。同时,也是对经过出世计划的办学积累获得了内部和外部更有利的条件而言,学校已经没有太多的“条件不备”、“不可预见”状况,也无需保持高度紧张、采用“超常规策略”。事实上,我们特意在出世计划和卓越进程两个阶段之间,安排了一段约两年的休生养息时期,不设置新专业,不发展规模,不调整结构,不强调科研数量,不谋求与政府和企业合作与对外服务,不出台新的激励和惩罚制度。伴随高知园教职工宿舍区的落成、教职工的家具购置和房屋装修、入住安居,学校多了许多婴幼儿,也多了许多外地赶来看望照顾第三代的可亲的老人们。五六年的马不停蹄,终于有个家的生活和家的样子了。教职工们从熟悉岗位到熟悉学校,再到熟悉三亚和热带,习惯成自然,家居生活和教育生涯就如此伴随一所新大学的办学节奏顺理成章成为安居、安心了。五六年前的畅想遥望好像不经意间就来到我们大家身边。这一天,其实是心中久等的“终于到来”,而且,我们还要厉兵秣马,再接再厉。人们可以继续怀疑民办大学,但没有人再怀疑三亚学院了,无论各级政府、评估专家、同行,还是学校师生员工。可以有人继续对如何更好地办好学校永远地质疑下去,但没有人怀疑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大学是否能够持续地克难攻坚、发展起来。为了让更多人不断表达自己对办好大学的真知灼见,2005年,我提出在学校开设“我有话说”校内网上平台,一直延续至今,2013年我再次提出开设“我心中理想的大学”的公网平台,征集全校师生的办学意见,征集了数十篇好文章。我说过,大学的美好愿景之一本就是所有大学人关于大学关于教育的奇思妙想能够在此无障碍的实现。现在,我们不但可以想,可以说,而且有基础、时间和精力来倾听、去推动。

十年前,当我站在三亚落笔洞荒凉的山坡,远离教育界的一片质疑和许多朋友乃至领导们的将信将疑时,当我没地、没校园、没办公室、缺钱、缺人时,我知道,我在年轻时候读文学、读哲学留下的美好人文期待,其中主要是现代伦理学和现代政治学留下的新型社会关系应然的“AA制”,暂时失效,不得不搁置了。我只身南下为办大学准备的大学管理功课,如我期望的大学校长平民风格和反复协商的办事风格,也暂时要束之高阁了。其中,有三个元素制约我不得不改变初衷,一是责任意识,担当需要成本,有成功基础履历的特别珍爱过去,有时候新的担当就是风险,只有勇气没有策略更是危险,扑通跳下河的可以很快学会游泳,也可能马上淹死;二是经验,与政府的沟通,与投资方代理人的交流,与自己不熟悉的新地域环境互动,需要大学以外的知识和话语,大学的教师不一定懂管理,公办大学的管理者不一定适应民办的机制和心态,重要的,即便有成熟大学的管理履历却未必能够有创办一所民办大学的基本经验,而这些,恰恰我都有些,不得不挺身而出;三是时间紧迫,平民风格和民主风格,都需要时间成本,而当时我们面对的是当年办不成大学,投资方与地方政府协议就逾期,而即便逾期可以再次协商,过一年两年,教育部已经不再批准独立学院这种办学形式了。所以,挺身而出,是仗义执言,也是必要做领头人、主心骨,当家要料理柴米油盐,要照顾老老少少,个子高的要顶塌下来的天。有时候,没有人可以协商,有时候,没有人与你协商,有时候,没有时间协商。必要决断,必要效率,必要激情,必要担当,如果一味依赖协商,只会错失机遇,要么矫情,要么愚蠢。许多沟沟坎坎过来了,同事们因此踏实了,学校因此习惯了,各方上级和同行也习以为常。但是,我知道,这绝非长久之计。我十分了解而且熟悉强势担当、而后习惯担当也习惯强势者,在组织和形势太平无事后,最初担当者的结局。而我创办大学,是十分喜欢,也是十二分习惯,与人为善是人生一大道理,也是教育的本性。我可以暂时改变办学策略的个人角色初衷,但我不愿、不能改变我为人处世的本性。

基于这个认知,我不断反省,寻找合适的时机,还原我对大学生态所要求的管理角色的基本考量。

从个人领导担当,到领导集体担当;从领导个人魅力管理到制度管事管人;从强调制度规范到培育文化惯性;从学校高层宏观管理,到三次分三阶段推进两级管理,直到2013年,下放26项权力,实现真正的校院两级管理架构;从管理的宏观目标,到分解的不同层级、类别、部门的工作责任,再到两级到人到岗的目标管理责任制和相应的协调机制、投诉机制、纠错机制、问责机制、考核机制、公示机制。

以上所有的制度变迁的理由是基于三个条件:一,学校发展到一定阶段,架构基本合理、关系基本理顺、制度基本建立、文化基本形成,不会因为授权不当而乱局,也不会因为放权而错失时机,规模基本稳定(外部扩展的机遇期已经过去);二,人才基本引进或者培养到位;三,学校和学校高层有时间和精力考虑内部管理优化的问题,而不只是更多关切生存和机遇会不会错失问题。

相类似要分阶段实施、分步骤推进、与时俱进,在教学方面,我们从保证教学,到不断通过内部教育教学理念培育、教学技能培训、教学监控、教学评价的学校管理方行为,到教师的教研互动的教师团队行为,再到引进波士顿大学评教体系、引入学生更多评价权重的促进教学相长;在学校教学和科研功能分配上,从千方百计保障教学质量,到提出科研是基础,科研是教师本分,再到不断加大的科研激励,实行够条件的可以以科研工作平衡教学工作量,到专门设置科研机构、科研资助和配套的经费,一直到科研成为教师考核的基本内容,可以与政府、企业、国内外院校合作以及科研为社会服务,以至于直到我们于2013年半年科研产出超过本省一些几十年老高校全年产出,直到学校谌林老师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破了海南各高校已经十五年没有这样级别的论文记录,直到沈关宝老师论文发表在《社会学研究》,破了我说的名人一旦成名便不知所云的魔咒,直到三亚市政府愿意出资给予作为民办大学的三亚学院的高级职称人才退休与本省公办大学同等教师待遇,直到三亚市政府愿意出资数千万元给予学校建立创意孵化基地。同样相类似的分段推进,一样表现在课程建设、专业建设、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的分阶段、分侧重点上,一样表现在人才评价、学生培养的分步骤改革和推进上,一样表现在校园管理的管理和服务的不同阶段、不同要求上。

我们一直雄心勃勃,但我们一向也低调行事、用事实说话,我们一向前瞻未来,但我们总是小心谨慎地分步骤一步一步分段实施,不到时候不到火候,绝不冒进盲动,绝不会为说得高兴而做起来跟不上。

九年前,我在兴致勃勃率众攻坚克难时,就不忘告诉李书福董事长,我要建一个没有我照样运行良好的大学。也许,进入正常办学,时机基本成熟。

当我们今天说起正常办学时,是上述所列大学办学的各个事项的“当下状态”,也是创办一所新大学必要的阶段性实施“当下方略”。我们从异常艰难的条件出发办学,当许多条件逐渐满足的时候,正是我们进入正常办学阶段的时候,也是我们办学在大学诸多显性的标志性、同质性质量标准上有条件比较的时候。今天,我们的校园条件、教学环境、教学实施、教师队伍、管理队伍、科研能力、教学质量、学生水准和竞争力等等可比因素,已经到了正常建设、常态工作、平常心比对的时期了。当然我们还远远缺人才,多多缺钱,我们还要想方设法。但在大学治理、大学制度、大学文化、大学动力方面,我们打下的基础、我们已经培育的基因、我们形成的机制和文化,已经远非“正常”可比,我们早在开启卓越进程的内涵建设思路中就提出两个内涵建设,一时显性可比的教学质量系列要素,另一是隐性难比的大学精神和文化要素,这是一所大学难得的成长基因,这决定大学的动力源。我认为,实现大学同质性标准的路径可以是同质性的,比如中国许多大学只是迷恋更多投入、更多的名教授、更多优秀生源,但如果没有同样条件时,是否也可以采用异质性路径和方法?有没有可能追问世界上那些堪称好大学的那些内在肌理和要素是什么,又是如何形成的?

我本人坚信,构成好大学好基因的正是一所大学对教育的集体热忱和集体真诚,是办学者对大学共同体的想象与实践,是尊重教师尊重学生的价值向度,是崇尚学术的斯文诉求,是愿意不断改革以提高教学质量的高效率,是愿意并能够不断改善教职工办公和生活条件、不断给学生以机会的良好意愿和基本能力,是管理服务学术和教学而不是凌驾其上,是行政与学术的分治与相互尊重,是大学治理不断尊重基层、不断搭建民主参与平台,是阳光的公务文化而不是人情大过法律、公理和职业规范的人情社会,是一所大学愿意并且能够不断激发动力前进,这些是一所好大学必备的基因,或者是一所好大学必要的生态系统的架构基础。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一定不全都马上见效,但它已经入土生根。如果对这一切中的任何一方面有人反其道而行之,这所大学的机体一定会不舒服并也一定会做出反应。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不断追加投入,并假以时日,它会在正常的同质性比较上,有超常表现。过去,它已经在发展的规模、速度、效率、教育教学理念、办学机制、师资吸引和学生吸引等基础方面有超常表现了,未来,没有理由在诸多办学条件相当情形下没有出类拔萃的表现。重要的是,过去,是领导人独自打保龄球,扛下许多事,现在放权分权正合众意,正合民主民意,相信团队力量,相信讨论智慧。这是正常的当下中国诉求,也是我们大学正常办学这个阶段基本特征的内核。

2013年的一次教师大会上,我说出如下话来,这里再次引证我对办好大学的过程、进程,以及不同阶段不同倚重的大致考量要素:

大学好不好,初看校长,总看干部,重看制度,久看文化,常看成果,必看教授,深看学术,细看教学,终看学生。

作为一校之长,对于亲自主持创办的学校,对于学校的每一步发展治理,我都是在用解剖刀剖析自己的内心和情感,把自己说服了、说通了后,再和校领导班子成员进行透明、透彻的交流,然后会上再议,然后集思广益,才推出方案。我一直认为,一所新创办的民办大学,学校高层世事洞明、人心洞察、未雨绸缪、与时俱进,顺势而为,学校组织才不犯大错误,才能够走在危险前面,才能不断顺畅前进。但是,必要时候,必要阶段,会讲话的人要学会闭嘴禁声,把话筒递给别人,并且要心悦诚服,并且要乐见其成,并且要欣赏和欢喜。显然,这也是每所艰难时世中走过来的中国民办大学校长们需要给自己上的必修课,课程内容绝不怪诞,但其价值导向和情感取向可能一时让校长们难以为情。当下的中国国家治理、地方或者行业发展,久远的文明兴衰,到处的组织存亡,都在讲述同样的这个故事,危急时刻自然需要依靠担当者,承平富足时候大家需要分享。这是一个任何组织,比如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经由无望、艰险、奋斗、到平安富足必然演绎的内部关系的正常故事,大学焉能例外?

关于这个故事,我只想与每所参与创业的大学校长们讨论一个话题:总有不同的坚守和不同的取向,似乎没有太多道理可讲,只要反躬自省,我们是要一所更好的大学呢,还是更要坚守自己的奋斗经历、自己认定的价值、自我欣赏或自我情感依恋?也许,只有回到原点,才能答题,即,我们是否真的为热忱和真诚于教育而来。

当然,正如我所说的大学教师的每节课都可能是思想的风险旅程,我自己在正常办学阶段依然还有困惑。我说过,我不擅长于人际勾兑,特别是从内心不乐意不喜欢如此盘算,虽然我以为自己不畏惧其他任何困难。麻烦的是,教育本身是人际交往的一种典型方式。而从事教育管理的人,其实应然是教育特定场域人际交往的专业人士。我们知道,当人组成社会,人际交流就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社会功能,人类学证明,在我们人类之前,还有其他的人科存在,“我们”存活下来与“我们”的发声结构和交往实践高度相关,“它们”之所以在进化与竞争中落败以至于消亡,其中重要缘由是其交往能力薄弱。在社会学看来,人类社会的交往存在诸多功能性关系,我理解诸如协作关系、对抗关系,等等,但曾经比较让我困扰的是所谓交换关系理论(当然,交换理论并非字面狭隘的交换)。我十分担心我们社会这三十几年来比较盛行庸俗的人际交换关系,交往直接功利性并加之单一目的性的人际交换关系令人窒息,也令人沮丧。

当我毅然决然地到天涯海角创业,一心热衷的是大学事业,也许内心深处也期望远离这种自己厌弃的人际交换关系?不幸的是,己所不欲,并非为人人之所弃。每当我太过敏感地察觉人际庸俗交换的动机和端倪,或者以此为筹码的闪烁其词,难堪的不是别人,被刺痛的却是我自己。我会为此突生垮塌感,我会觉得自己的劳动和与之伴生的交往失去意义。但是,我也时常这样设想,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呢,不愿面对交换的一方其实也可能过于自恋和吝啬而不只是自以为是的高尚事业?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完整含义也可能解读为,不是自己的见解和喜欢的,自己也应该坦然面对其合理性一面而不是一味排斥?是的,我此前这样认为,办一所好大学,不是所有人的理由,我接受;办一所好大学,不是所有人唯一的理由,我也接受;我难以接受的是,已经庄严的承诺或信任可以轻易随风而逝,或者,交往的功利高高逾越过了非功利。虽然,理智早已清晰地告诉我,凡事“理想化”已经是我的错,我喜欢的南太平洋航行者的“整体交换”(价值观、生计、情感),不是所有人类通行的交往规则,即便是毛里求斯人,也早已回不去曾经的“夸富宴”了(当地一种表达整体交往方式的集体狂欢)。我热衷的大学,每一方面也并非完全按照我的设计,这是我的幸运吧?水至清则无鱼。也许,我昨天不愿承认的却正是今天合理的:大学不会失败于决策者的迂缓迟钝,而可能失败于我们过于执着、时刻犀利、特别敏捷和太过勤劳。

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领导者的执着会打开危机阶段的一扇生门,但持续下去的执着,也可能关起正常生活时候流入新鲜空气的另一扇气窗。现代大学教育,本质上与中国传统的社会教化习惯和私塾耳提面命的善意都有隔断,大学教育是平等的自治学术社区和学习社区,来自任何一方的过于强势必然遭到其它多方的反弹,反弹不是为谋求平衡,而是为新一轮的刺激反弹,这是学术进步和学习进步的基本模式,显见,与之相左的方式是水土不服的,至少在“正常”日子下是不合时宜了。创办大学和创办其他组织都同质的宿命是:聪明果敢才能创业,但创业的成功首先埋葬果敢聪明;勇敢才能创业,但创业的成功很快不屑勇敢;执着才能创业,但创业的成功骨子里抵制执着,尤其是领导创业的执着。

这是正常办学的别一样的正常?我不确定,但看来,必要这么去想和面对,我会为此坦然和欣慰,因为可能,一所大学到了一个新阶段。可是,这又是大学全部意味么?大学,大学。

感谢李书福董事长一如既往地热忱教育,一如既往地对我信任、指导和宽容,一如既往地对三亚学院的支持、帮助和欣赏。一如既往地对大学人才培养、校企合作、重点学科建设和社会服务有真知灼见和倾力支持。吉利收购沃尔沃以后,书福董事长更具“国际范儿”,广识、开明和平和,首倡“问题文化”,重视讨论决策,同时,对学校的国际合作办学不但支持,而且亲自搭建桥梁和整合资源,重要的是,由于他成功的国际合作经验和不吝赐教,我们也得以清醒地理解和评估大学国际合作的价值、路径、方式和原则。

感谢时任的各级中层主要负责人,以及各科研机构的负责人,他们自己和他们领导的团队支撑着学校建设的方方面面。感谢广大教职员工和基层干部在教学和管理岗位第一线的辛勤耕耘,感谢两万多阳光学子的奋发有为。同时,感谢王科明、诸润敏、陈彦军等办公室同志对我谈话的记录、整理和校对,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胡春丽博士为此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