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大学的“正常办学”》序

2012/10/12 17:42:39


文王在上,于昭于天。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诗经·大雅·文王之什·文王》

 


 
我在三亚生活近九年,作为后来的移居热带者,感觉没有四节变换的日子,九年如一年,一年如一日,清晨总是清新,夜晚常漫凉意,白昼更多热烈,阳光永远炙热,满眼全都绿色,抬头大多蓝天,所以,欣赏自然美的敏感下降,感喟无常的烦恼消逝,偶然有兴致,来到壮阔的大海面前,站站,走走,想想,我还是我,离大海,不远,也不近,不大,也不小。我曾经诧异,当我第一次在海边宴请同事时,为三亚湾风举云摇的烂漫晚霞所动容,一位海南的大婶笑着对我说:天天这样咯。然后热心地向我兜售她的黄灿灿的芒果,不看晚霞一眼。将近九年了,我明白了海南人淡泊什么,热衷什么,哪里从容,哪里焦虑。当全中国许多人都为来三亚欢呼或者为了什么失落时,我像个海南人了,外面的世界有许多的变换,大自然有许多的不变,我们做好自己。
近九年了,我在天涯海角开始一所民办大学的创业之前,我曾经问过自己:中国民办大学已如雨后春笋,几如过江之鲫,中国大学已几千所,我们还有办大学的机会吗?
在那以后约五年,我经历了,回答了,然后,我决意率领一所完成出世计划(三亚学院2005——2010年)后的民办大学挺进自己认定的"卓越进程"(三亚学院2011——2020年)之前,我又认真地问了自己:中国大学已有百年进程,大学优秀的规则已有人写就,我们还有机会吗?
未经过历史证明之前,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但是,我也有知道的。
因为近三十年大学教育的从业履历,对大学的运行不算陌生吧;
因为二十多年前进入大学系科管理,对大学如何才好一直留意着;
因为社会学的训练和人类学的阅读,我可能跳出大学再看看好大学;
还有,因为对职业的敬畏和办大学的着迷,我长期地、断断续续地阅读了关于大学的许多二手资料,同时,也因为各种有意无意的出行,我刻意安排自己现场“阅读”了许多大学。与许多成名的大学管理专家、大学评估专家不太一样,我没有更多机会进行公务考察,就缺少了听取形形色色的办学者“汇报”、交流办学经验时他们自己的感受和判断,这让我少了判断更多个人办学感觉的感知,不免是个遗憾,但,有得有失,也省去了送往迎来的繁文缛节,少了受那些当局者应对之策和感情因素的困扰。
多数时候,我以自己的方式造访大学。我在很多年里,造访了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许多知名大学,包括全国享有盛誉的和各自本省出色的大学。我像该校的老师一样步入校园,然后,漫游校园,察看大学的建筑,端详大学的树木,为它们或沧桑古朴,或宏伟豪华,或老旧简陋而感叹唏嘘,穿行在大学生宿舍区与教学区连接的大路小道上,驻足在图书馆、教学楼、实验室里或广告栏前,看学校空间布局,看室内构造,看装潢装置,细察教学实施,偶尔向几位健谈的教职员工打听点我希望了解的,与好奇热情的学生攀谈几句,呼吸某个大学特有的气息,辨析他们一路走来的足迹,揣度当年他们的艰辛、聪明和良苦用心,感受其各自骄人的历史功绩,也感叹中国大学人的生存状态。这样的阅读,常常能让我有时好像穿越时空,与当事者对话,感同身受;有时如史官法官,即便难免为事动情,也必要置身事外,冷峻严肃。
同时,近十年来,我带着相似的问题以相似的方式造访了东南亚、日本、欧洲六国、俄罗斯、美国和中国港台地区的数十所著名大学,不同的是,由于过去长期对外部世界历史文化感知的间接性,我需要每次造访前多做些功课,对期待求解的问题想得更仔细些,希求现场的感觉更灵敏些、判断效率更高些。
造访境外的优秀大学,我常在两种心境下交织自己的大学图景,一者羡慕焦虑,一所好的大学总需要很大很大的投入、需要很久很久的积累,而且两者往往兼备,例外的也有,那就是得一国一地的特殊地缘发展时空窗、倾一国一地之力——足够的资金与足够的制度支持,这些先天条件,对一所新办的大学,实在是遥不可及的;再者感同身受,好大学往往自身的基因和血缘优良,办学的理念、定位和战略对路,大学的精神、制度及文化合宜,而这,对任何一所新办大学,没有任何理由气短。除此之外的大学,要走更多更多的路。
值得自己欣慰的是,我为大学所流连忘返的这些年,不是寻常年景,这些年中国每年都在各种各样的巨变之中,生活每时都在向各色人等伸招诱惑之手,而我却只为办学所动,所谓一心一意。这样,我得以对大学有所知道:
其一,在这个世界上,中国的大学还不能称心如意说是优秀的,至少,世界上大学的优秀版本很多,优秀样板不在少数,认识到这一点让我不开心,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要贡献的财富还需要更多,中国大学要走的路还需更长久;
其二,中国在这个世界自然地理版图上的经纬度位置没有变化,但恰如沃勒斯坦所言,事实上,世界版图的中心一直在变,一直随人们对构成世界各要素排序认知的变化而变化,相应地,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上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其文化版图、政治版图的格局变化,而且会继续变化下去,随之,中国在世界教育版图上将会改写位置;
其三,中国自身格局尚处在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后的接续变化之中。世界上,哪怕最温和的英式改良,都会让所有昨日权威在今天今后不总有机会教训后来者。改革,常让今天所有精英都如坐针毡,谁也难以确认什么时候开始重新洗牌,洗牌洗换的不仅仅是个人社会角色位置,不只是行业内部得失换位,甚至不只是一个业态一夜之间出现而另一个明天天明已经消失。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会有某座冰山突然轰然崩塌,而在此之前,导致冰山崩塌超感知的温度虽然一直上升,但却总是令常人难以置信。所以,几乎在所有领域,当人们仅以常识生活时,其实危机四伏了。这个状态似乎已经超出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的风险。当然,从事教育者可以辩白,世界上最长久的组织是宗教组织和大学组织,最恒久的规矩是宗教规矩和大学规矩,没有人需要担心大学风险。是,大学是最长久,但果真如此,大学从未改变?
在三十多年的改革中,中国大学受到的改革阵痛最小,相应地,中国大学以改革的尺度衡量进步似乎也最少。但是,未经充分改革的大学却成果累累——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输送巨量人才,却充满生机——不差钱,不差人,不差成果,不差地位。也许只差腰杆?大学里时有人抱怨,大学该做的未必都做,大学人该想的想了白想。最应该的进步该是“大学说我们需要改变”,但大学却望而止步。
中国式所有改革的基本获利经验都是内生动力:我需要改变,我想要改革;中国式所有改革得益微小甚至负收益的地方都是外部压迫式的:改革是强加给我的,国企如此,事业单位如此,机关如此,公办大学也会如此?不知道。但是,如果有人争辩,为什么一定要改啊,很不舒服、很痛的,这,我知道。中国改革付出了很多代价,有的是很大代价,其中最不易计算而成本最大的是人的价值向度、历史认知、工作伦理和生活习性、情感和生活感受等因为颠覆性改变而付出的代价沉重。
一个以改革为生门的国家里面却藏有几处不愿或者不能改革的地方,在那神秘的地方,那是什么地方啊?学者时有质疑,这样的阵营是否脆弱?但吊诡的事常常在公办大学发生,逻辑演绎的结果在此失效,因为至少看上去,中国教育总体事实上如日中天。这样匪夷所思的原因也许只有一个,此处不计成本?
不计成本与不以营利为目的,常常被场内人有意无意混淆。这样混淆的好处一般总是掩盖低效、浪费和不负责任。有人声称,科学本要试错,教学本是成本,但也有人追问,低效、浪费并非必要成本,浪费不止是对作为投入主体的国家不负责,而实际更是对纳税主体的国人不负责。税赋很复杂,我不专业,也许吧。但我对运营不完全外行:此处不计成本,别处总有人买单;此处没有直接获益,别处可有转圜收获;时时处处总没有收益,应该不可持续。当然了,如果一定有人生扛着说,有转圜收益,别人说不过他的。因为一旦涉及权力,学术习惯失声。这样的招牌下,许多老牌大学解脱了,欣欣然:我们没有意见。但是且慢,好吧,下次,你的大学学术遇到权力,你不高兴了?从了吧,还能怎样?人的社会角色可多种多样,但一个人的人格,如果不分裂,应该表现出稳定一致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大学人格,也理应如此吧。否则,内部如何协调呢,学生习得什么呢?外部如何识别呢?于此,我听过不少体制内大学人的闪烁其词,也阅读过他们许多自嘲或无可奈何的笑。
面对这类重要价值可能因为多向而失衡或双重标准,一所新诞生的大学,她会想什么?她将要学习什么,她将不能效法什么,她将不可与谁共舞?她将坚持什么?她将从哪里起步?未来,她将何去何从?或许,她所知道的,路人皆知,而她所相信和为之奋斗的,尚未必是举世皆以为然的。然而,对她而言,却不得不以为然。一面,她真诚的向所有先行者、辛劳者、成功者致敬,一面,她必要与其中某些怀旧和怠惰告别。这是前进的烦恼吗?
第一部分  民办大学的路径
一、从出世计划到正常办学-——旅行者故事
2012年中国的财富调查,中国高净值人群俗称富翁们第一喜欢的运动,旅行;旅行第一目的地,三亚。
三亚,2012年,人口比八年前近翻番,达到近八十万;GDP翻番,达到长三角平均水平;人才总量翻番,高于全国同级城市三个百分点;来旅行者翻番多次,达到一千五百万,这个数字未来三五年还将继续惊人增长。
教育者是精神最富有者人群。教授们总是如此解嘲或者信誓旦旦,否则如何解释我们好为人师,诲人不倦,慷慨解囊?总把自己最好的(而不是如富人仅仅把部分好的捐赠)给予别人?也许,教育者乃富足群体,言之凿凿。
我和同伴身在三亚办大学,具备在中国人旅行第一目的地日夜旅行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不舍昼夜的工作过程也是阔绰奖赏为梦想而奋斗者的过程?谁知道呢?我知道的,出世计划,五年初成,学校逾一万本科在校生,七个学科门类,五十个专业与专业方向,每年招生报到率、毕业生就业率高,学校进入稳定良性运行阶段;2011年,国家教育中长期计划开始,应此“天时”,虽尚没有办大学的地利、却已然内外人和的三亚学院,出发开启大学发展“十年卓越计划进程”,而计划的前五年基础内涵建设(2011——2015年),堪称大学完全进入“正常办学”,学校计划在逾两万本科在校生、九个学科门类、六十个专业和方向、十四个学院、十二个研究院所的条件下,通过十个建设工程,即提高科研产出、提高国际合作等十项工程,来提升教学质量,提升办学水平,深化大学内涵。这些,也许是业内的老生常谈,也是过往先行者的良苦心得,理应是我们这些后来者的入门须知、招架起势吧。我说过我真诚的向所有大学的先行者、辛劳者、成功者致敬,当2010年学校获得第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第一位毕业生考入美国常青藤盟校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当2011年学校第一位在校生赴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参加交换生项目,当2012年学校第一次与美国大学结成姊妹校,当学生第一次获得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奖,当2013年学校第一次获得教育部授予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第一位毕业生毕业三年以后已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当然当央视和国家教育台第一次走进校园报道,当无数表征办学初步成果的第一次出现时,我的每一点点的欣慰都在向中国无数大学前人的无数奖杯报以更加诚挚的敬意。
当然,我们不止于此,在所谓“正常办学”阶段,我们确立了“两种超常规发展”的路径,一是在办学定位、规模、学科、专业、人才引进、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教学质量、毕业生就业上属意不断加速做足办学基础,一是在大学精神、大学文化、国际合作、研究特色、就业质量上励志不懈下足气力。这也称为我们大学的“两个内涵建设”,一是大学功能质量内涵,一是大学精神文化内涵。
一个立志于把大学建成“育人家园,学术社区,文化高地,竞合平台,成长通衢”的大学,离中国优秀民办大学代表者的目标,并不遥远,而离不分投入主体不分办学体制的好大学目标,却需要包括并不限于更巨量经费、更久长时间、更多优秀人才、更为国际化视角与条件以及更多得多的努力。
不停滞的思想旅行,不间隙的系统升级,不停歇的追问质疑,不中断的人才吸纳,不停顿的大学进步,乃大学宿命,乃印证大学宿命者的宿命。谁在其中,便不能抽身;谁要离场,便耿耿于怀;谁还诧异,离大学已远。
二、内涵建设和休养生息——身份识别故事和高知园故事
三年前,学校引进了一位原国办大学的老资格办公室主任。他具备所有校办主任应有的常识和经验。当我某次告知我次日要出差开会时,他马上安排我的行程和接送,这一细小工作安排,令我有受宠若惊、恍若隔世之感。五、六年来,绝大多数时候,我独自远行差旅。岛内海口三亚近六百公里来回,最初,我自驾车当天来去。曾有一次与伙伴高速夜行,遇逆行货车数辆,灯光如拄扑面而来,惊出一身冷汗,还以为开错道。独来独往出差,是为了省点学校开支。这种省,已成缺点,有时候省时间也是省精致,建筑装置、园林园艺的粗糙也难免校园其他质量质检的粗放吧,还有,这种省,省略了各种场合认识的一批同行朋友的人面与姓名对号,当会时有“冒犯”吧。其实,对后者,自己内心只为了必得节约“省”下私交的时间而用于学校事务,在号称的国际旅游岛上,且学校建有高尔夫练习场,我仍为稀有的不会高尔夫的本地大学校长,比其他同行落伍多多。高尔夫的雅致需要有闲,而我却心无常闲,高尔夫一旦入门,便会成瘾,而我只能一瘾大学。也许,我在等待,在积蓄,有一天一场70杆,业余但不鸣则已?
一个具备工作需要排场些或奢华点条件的人却拒绝排场、拒绝奢华,不是看破了,便是想得开,而我则两者都不靠近。我人过不惑仍然很惑,且排除了愚钝或野心。实际上,我心里,创业者的符号是苦行僧的意象。我知道,有人说今天中国的仇富有时几近失去理智,但在我看来,中国社会依然清醒:稀罕创业,宽容创业者,欢迎因创业而致富尤其是精神富有者。如果我有身份,我喜欢一个专注真诚、孜孜不倦的大学创业者。
人以群分吗?创业者喜欢选择什么样的工作伙伴?好像没有想过,事实由不得我想,尽管前五年人才引进我事必躬亲。阳光文化,在此是五湖四海,是学校人才引进的价值指向和工作相处的原则。也许,冥冥之中,人以群分了。
在学校出世计划时段,在那理想主义气势如虹的日子里,人们单纯而执着。这种感受,在我每每到京沪广出差的时刻尤为强烈,每每看到熙熙攘攘、流连于市场的人们,我常有恍惚之慨,每每嘲笑自己心系天涯一隅,是何等的偏执。
去年,沈为平老校长认真而忧心忡忡向我悄悄提醒,高知园尚未开发区域的空地上,种了许多菜,种菜可以很多解释,闲暇方式,中国习惯,偷菜网游的现实版,提防农残,等等,无数答案。有人以为种菜的家长应多来自农村,农村多寒门子弟。我觉得可能,但我不觉得人们接下去的推论靠谱:农家子弟的眼界、心胸、意志、理想,不利于大学?说实话,这种思虑非常接近社会学观察,但我在深以为是的同时,又不以为然。小农意识是有条件的,小市民习气也是要市场的。而我们最大的条件是大学的想象力和包容心,我们最优的市场是公平进场和公正竞争,这二者与小农和小市民风马牛不相及。虽然,部分农家子弟从校门到校门,没有其他职业履历,在没有充分市场竞争的校园内部,的确可能缺失些什么。但是,学校得到的远多过失去的,一个个、一批批有志于创业的青年才俊,他们的出身环境似乎更容易"红星照我去创业"。而我以为,这是创业和创业者必须的禀赋。
高知园,是学校教职工的宿舍区,是商业化开发的,园区设计通透、建造精致、花木扶疏,属典型的热带城市高级社区,是学校奖挹创业者生活和精神的栖息地,是出世计划一路狂奔后的休养生息段。
栖息与养息,既可能从此萎靡下去,也可以是下一次发起冲锋陷阵前的小憩吧。这是一群什么样人的社会化?一地的现代化进程伴生来一城人城市化身份,相应地,一所大学的出世、正常与卓越进程,亦将伴生一校人自致的大学人身份,或者,伴生一种新鲜的大学气息,大学情怀,大学风范。
学校五年的基础内涵建设包含多种内涵,教学质量指标体系,科研学术水平指标体系,学科专业水平指标体系,还有教师水平与教师职业道德水平,其中,教师师德仅有公共道德元素远远不够,喜欢大学、喜欢大学教育、喜欢学术、喜欢教学、喜欢学生并为此喜欢而远离甚或放弃其他正当职业诱惑,远离甚或放弃其他正当收益而兢兢业业于、津津乐道于大学事业,是今天中国大学普遍必要回应的教师职业道德挑战。毕竟,当下和今后中国还可能长期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个人横向流动的机遇还不少,同时,今天的中国法治水平不高,社会资本不足,信用成本不大,职业忠诚的神圣普遍被削弱,作为以育人为第一要务的大学,作为默认人类社会普遍长期认同师德标准的教师,拿什么奉献给自己高尚的职业选择?也许,这是其他内涵建设的基因,而别人不以为然、不太介意或者无可奈何,而我却为之忧心忡忡、斤斤计较、锱铢必较、难以释怀。也许,这里人以群分了?也许,这又是这些年来我常常回过头来不断告诫自己大学要宽容、校长要宽厚、“有容乃大”的原因?知界不逾,知逾不界,大学校长们在此真的好为难,为自己心中的正义而奋斗,并且不以正义的名或实而惩戒、而划界、而分彼此,这是权力在手、正义在胸人们的底线吧,也许未必是职业底线,但当是做人底线吧。
在环绕建好大学种种价值取向的反复竞争和持之以恒的大学实践中,我越来越坚定地相信,既存在从一而终的好大学的自设理念,更存在对初始好大学理念的不断竞争、矫正、坚守和丰富的自己实践,而其过程,大学的文化得以生动和厚重,大学的精神显得超越并迷人。因为,这一切,犹如一个人的成长,人们相信教育魅力,但事实上,没有人能够教育,没有人能够改变,人们只能教育自己,只能自己改变,而社会制度包括教育制度,只是提供了教育与改变的好的选项和可能。
就此而言,我们大学是有希望的,因为,从一开始,就是大学自己在思考,在选择,在决策,其中,大学自由是题内应有之事,大学独立,是其基本习性。我们设计了,行动了,诠释了,回应了,也在某些角度、某种程度创造了一些关于大学理应关注和回应的命题。也因此,我们大学的理念、精神、制度和文化要立志更好地接口对应国际化现代大学禀赋的努力,也许终将如愿以偿;我们大学期待的一所好大学的基因,也许与此不远;一所好大学教职员工的同质性标准(喜欢大学教育,负起岗位责任,专业与业界问题命题,有兴趣并容易说到一块儿去)等等隐性指标已经获得普遍关注;一所好大学的特质(专注特殊领域或者方向的业界成就,独特而长志气的大学风格,丰满且别致的大学集体人格)形成的基础条件,至少没有偏离。
不错,在大学最初创业后一段的休养生息,基础的内涵建设,需要调整大学进程的节奏,需要滋养大学健康肌体,大学培养人,大学亦如人。不错,我们一路狂奔,仍在路上,在对准的路径上,是还不是呢?
    三、内涵建设与正常路径——田野调查故事
沈关宝教授是我攻读博士的导师,他师从费孝通教授近十年,堪称费氏传人,他在跟随费老田野调查时,比较了浙江与江苏同时从计划经济脱胎发育走向市场经济的不同路径,前者地方政府和集体资源不足,充分鼓励个体经营,创造了典型“温州模式”,走出了藏富于民之路;后者地方政府和乡镇集体资源相对充裕,更多鼓励集体经济改制,走出了探索市场经济的过渡方案——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并举之路,创造了典范“华西村模式”,但历经二十余年后,江苏重回强调富民强省的策略。
我出生江苏,俗称江苏人,江苏是中华文明较早的发祥地域,较先的富裕地区,江苏有较久远的历史经验和记忆。富庶的基础赢得较多的国营集体政策恩惠,于此,地方文化偏向稳妥或曰保守。当我睁眼看世界后,我更欣赏浙江模式。相信小平是看到了个体积极性带来的个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才壮士扼腕痛下改革决断。用长时段看历史,混合的市场经济可降低一时改革着陆风险,但不杂交的市场经济才可长久。都有效率,都有资本,各有资源,各有经验,但最终都要比较,一是比成本谁大,二是比持续动力谁强。
尽管当下我们还处在、并且未来相当多的年份里总体上还将继续处在杂交的市场经济中,而且,就方案比较而言,杂交方案比纯粹方案风险更小,历史文化因应、组织和个体顺应、社会心理负担等都更轻,但是,并不等于杂交方案就更好。在杂交的环境中一定是官办的总理直气壮,甚至一旦下面拿不出特别抗拒、上面一旦疏于约束,官就一定还常常盛气凌人、气势汹汹。中国文化中儒学把有才学的人塑造成(常常也是扮成)有道德的人,然后,社会制度又选择(或角色分工)德才兼备的人即为官,为官者占了智慧先机、道德高地、权力便利,自然居位等级制社会中的上层,种种不足者则为民,自然处下。过去,中国文化主流大体长期不变,随之,中国社会官民分界的历史余存就很厚实,寻常光景里有路数的民求官,没撤的民躲官,迫不得已民才告官,当然,走投无路的就所谓官逼民反。需要提醒的是,在新技术平台景观下“人人都是麦克风时代”,技术改变世界,虽然官民依然有界,但却不再总是弱势总处于弱势,受压抑但却入情入理的话语会聚集观众,畸形态势下,无理取闹的也随时可能演绎成网络话语围观,如同现实版的飞行集会,随时可能演变为话语风暴,这将令向以理直气壮者无可置疑自居的人们不能心安理得,而寝食难安。不安的理性权衡结果只能是妥协,妥协的风险最小成本最低,妥协的最优方案只能是平等对话协商的制度安排与平台构造,这个逻辑线路很清楚,这个逻辑很明确,一切只是时间问题和随时间长短而变化的损益大小问题。因为有确凿的社会分析,我才有笃定的教育思考。
对民办大学而言,总会处于社会公共政策普惠的神经末梢,总会处于社会资源特殊优惠之外,甚至整个东亚儒学文化圈都一直如此。没有必要为体制伤心,没有精力为体制费口舌,更无需为体制鸣冤叫屈、奋勇作战。这个社会需要多种体制机制的竞争酝酿活力,需要多元价值和多样模式创造动力。每一种路径选择需要的只是努力做好自己,辨清方向,找准路径,扎稳马步,基础结实,内涵丰沛,把握节奏,当下一心一意正常运行大学。正常的标志,是大学教学与大学学术等内涵建设,正常的基因,是教师喜欢教育、专注教学、专注学术、专注学生,正常的路径,是依据民办更为自主独立的体制优势,正常的态度是信心百倍地迎接欢迎你的时代到来。
总有人更习惯于过去和只习惯于自己秉性,红楼梦黛玉带泪向宝玉:“你就改了吧。”说得是,既然如此,总是早改早收益,迟改多损伤。中国改革已经涉入深水区,有人不敢淌脚,有人不肯放手。大学是什么呢?是无畏创新的知识产出事业,是无私培养未来高尚者的育人事业,在和平年代在富足年代,大学没有什么其他救亡使命,为了大学进步,向着理想前进,大学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第二部分  民办大学的环境
——会议座位故事和拦驾故事
    大学也有许多会,尤其要参加政府主管部门组织的工作会议。在天涯海角没日没夜操劳校务的同事们比较在意一件事,校际会议中民办大学往往被安排在不显著的位置,不按办学层次排位,不按学校办学先后排列,不按学校进步或者学校影响力排座,只按照办学体制排序。我个人自认是个长期沉湎于思想的读书人,是个疏于面子的粗人,是个谁帮学校忙就万事大吉的俗人。而我的同仁们在此则见仁见智。他们不喜欢被忽略乃至受歧视的感觉。我总是笑笑,政策明文支持民办的呀,办事的人员是普通人嘛,他们习惯于按规矩办事的,就是要按惯例办事,没有红头文件,他们也为难的,别费神自戕啦。哈哈归哈哈,民办场域的确自有不同。
观察民办大学,会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观疑惑。一面是激情洋溢、不畏艰辛甚至不知天高地厚、不知水深水浅创业者的紧张劳作,一面是忧心忡忡、谨小慎微、进退维谷、牢骚满腹专家的慢条斯理工作。前者一般缺乏大学的基本经历,后者是一些从公办大学退休而到民办大学参与创建的老教授;前者,以中国改革的天翻地覆成果逻辑推演中国民办大学的未来空间,信心无比,后者以公办的经验推论民办的资源,信心失落;前者,具有创业摸爬滚打的经验,人人具有金刚不坏之身,相信市场的力量,后者,具有漫长的公办大学成功履历,在人屋檐下十八岁媳妇熬成婆,畏惧政府的轻视;前者,从办学的社会和市场需求出发,从办学的宏观战略、结构、体制、机制、管理着眼,关注政府政策走向、土地、资产、成本、工作效率、投入产出、财务运行、公共关系、媒体形象、运行策略,后者从办学的基础运转条件出发,从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后勤供给的人、财、物、事着手,关注学校自身的人才、专业、教材、课程、学风;前者,被后者视为外行的无知与狂妄,后者,被前者视为体制阉割后的落伍与萎靡,如此等等。仔细观察,其实两者都不同程度地被社会和大众接纳了,因为中国民办大学已经接近大学总数的一半,在校生总量已近500多万,但两者,不管是两类人还是两类学校,恰恰又都不受体制包括体制边缘和体制即将准入者的待见。事实上,各级政府除了建校的土地优惠、奖助学金外,基本没有实际投入(也许去年温州经验是个例外,三亚等地某些特殊的支持也并不多见)。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为诡异的一幕,一方面,社会需要,市场交易活跃,一方面,政府谨慎,有意无意地保持距离。这也许的确叫人纳闷,让人添堵,也许,唯有放宽眼界,看看世界其他地方、其他场域在新旧交替时几乎相似的悖论,就不足为怪了。没有历史的比照,人们总是平添许多愁。
以在政府资源中养大的专家视角看民办大学的困顿,似乎不无道理。全国各地财政最窘困地区的国办大学,从2011年起,普遍得到政府财政补贴的年度办学生均经费不低于一万二千元,发达地区的是这个基准的翻倍或者数倍,他们各自办学的其他各项支出还另有财政的补漏通道、奖掖渠道,具体学校有没有?得多少?事在人为、各显神通吧,但不论基础多次、水平多低,或者功勋多么卓著,一概如此。也许,身在民办,为此而摇头无奈、而愤愤不平、而长吁短叹也没什么大错呢,为什么都是国民教育政策却泾渭分明,为什么体制差异财政配置如此明目张胆区隔,改革有条件,公正也可以有条件,但给个路线图、时间表吧。道理说圆了,才可能说通了。
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来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怀疑论者,更不是一个愤世嫉俗和激进主义者。对人对生活,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社会对工作,我是一个合理主义者。
2005年,初见李书福董事长时,我们就粗略讨论到这个问题,由于特别尊重他的创业经验,所以,话题记忆犹新。他认为,公办民办,在投入的钱多钱少方面,民办一定弱势,在中国,同一样投入,企业比不过政府,但在如何遵照市场规律、经济规律、办学规律等涉及如何花钱(如不浪费、如投入产出比高)方面,民办可以优势。
这个判断,由我们大学八年的经历验证了。
2008年,除夕夜的下午,李书福董事长约我在海口长谈半日,像往年一样,每年会谈到办学的大事务,谈到人生得失甘苦,谈到时事感悟。那年,媒体讨论所谓的国进民退议题很热烈,事实上,在经济的后发区域,民营资本不太活跃,所能感触的大多是政府资源,所以,这方面感觉可能来得更快更明显。长篇大论一番以后,体现我们是务实者,没有怨言,没有灰心,只是理性认知。身在民办,会有一段不太好过的日子,而这段日子,短则三四年,长则五六年,必定为之再变,不是这变就是那变。问题是这段日子怎么过?不扩展,要低调,开始大学的休养生息,开启大学的全面内涵建设。寒假以后,我召开学校校务委员会,谈论相关观点,讨论相关事宜,布局办学节奏的调整。
“不太好过日子”的周期是如何估算的?
有没有国进民退?有人站出来说,从来没有说过!说一点社会学吧,这个学科基本观察方法是,不在于有谁感知什么,说什么,辩解什么,甚至否认什么,甚至明文制度规定了什么,甚至某一角度采样或数据统计出什么,而看制度演绎出的结果是什么,结果背后的真相是什么。真相是,公办的都有大把大把的钱,民办的贷不到款,真相是公办的不计成本,也不知道如何评估投入产出,真相是大学生几百比一的报考公务员,真相是社会重新挤破沾公大门,而少有勇气下海;国进民退的结果大家都清楚,不用提了;国进民退能否更有益于中国事业?好像要回到小平原点了,话题太大太沉重了;国进民退是否能够持续?这是我们可能也可以关注的。
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政府究竟有多少钱?
我曾经说过,国进民退造成了一个经济和社会的复合现象:“吃政府”。合情不合情的都吃政府,穷人和懒人都吃政府;合理不合理的都吃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吃政府,国企民企都要吃政府;合法不合法的都吃政府,编制外的混进编制内吃政府,国外的合作也要分一杯羹吃政府。因为吃政府,这个社会因此而罕见重新分化:在吃政府的与还没吃到政府的。
政府有多少钱可被吃呢?其实,无需经济学家用复杂先进的工具也能算明白:GDP在下降,相应的财政收入增幅也调减,公共支出却不断扩大。所以,吃政府问题变成:不是谁给不给吃,而是什么时候给得出吃。所以,以此钱多寡的逻辑推算国进民退行不行、能多久,谁说了算?钱说了算。有钱可吃,没钱没吃,而世界上还没有一种钱是能够无限量、无节制花下去的,假如世界还没能找到新的增长极的话。
政府会给民办大学投钱吗?这看似不合时宜的问题。但是,这的确是个可能的问题。三年前,我从英国政府大学拨款会员会成员蒂姆那里了解到,英国已经实行了多年的给各个大学(不分办学投入体制)评估后拨款的政策,原因很复杂,道义上简单在理,都是国民教育,都是社会事业;经济账算得清,投入后产出都给国家,回馈人才与科技,没有竞争的机构总将失效,等等。我想,最后一个理由最可能,英国作为老牌的市场经济国家,一定深谙竞争规律。
所以,2008年除夕的那个下午,我们相信在不最糟糕的情况下,国进民退会刹车。政府将在经济增长乏力、社会动力不足、政府负担沉重、欠缺财源的境况下,重启改革,重新寻求市场力量,重新开放市场,相应大势下,也会重新重视民办体制,甚至,会以各类变通的方式给民办开放机会乃至注入资金。当然,这需要有眼力、有胸怀和更大魄力的领导出现。把“人”这个条件权重放大到如此地步,也并非什么无奈,基于中国文化,基于国情。
2013年,十八大以后,我们听到中央政府的新声音:改革释放红利。
我们还会听到,政府需要民办。道理不难:法制国家,机会均等。
市场经济,才有公平。计划经济虽然饭好吃,但皇粮自然把人分成九等,分成自己人和外面人,按此逻辑过去还曾经分成友人敌人的,这当然不合社会和谐目标;市场经济,不偏袒遗传身份,偏向自致性身份,从起点入门到竞争机会再到社会评价,回到机会平等、评价公正。所以,我还是个理想主义者。
不但理想照耀,而且还胆大包天。我是两届海南的人大代表,自认为懂点海南,懂点民办教育,所以屡屡不只是会议发言,书面建言,甚至还“拦驾直言”。2013年5月某日,我因为公务着急,得知领导日理万机难以安排接见,便找准省主要领导在两个会议活动必经过道上等候,在众人列队恭候、众目睽睽之下,我快步走到省委罗保铭书记面前,呈递专项工作报告,罗书记还是在任海南省省长时就在一次大学校长座谈会会议期间认识了我,此时,他笑容可掬的问,遇到难题了?问题在哪里?我感动。周围的人更惊讶:完全不合规矩!
我懂规矩的,我在公办大学二十余年,我还更懂事理,领导需要的是事业推进,并不在乎繁文缛节。这是中国经济中国事业高速增长动力的一极。是的,看起来中国民办教育事业并不总生存在那些揪心的、恼人的事情之中。
沉默的民办大学朋友,艰难的几年终于渐行渐远,释放民智的曙光可能出现,民间力量的生机可能再见端倪。当你们曾为政府部门的文件到不到,为领导光临不光临,为开会排座次等常常被有意无意安排至名落孙山而纠结、而忿忿不平、 而义愤填膺时,我和你们说,这不重要,大学教育是沉默者的事业;这不算什么,大学教育是诚实的事业;这不会长久,大学教育是更长远的事业。谢谢你们曾经在听,和曾经听进去些。
第三部分  民办大学的大学思考
——大学校长谈大学的故事
一、“大学是什么”的大学校长讨论
从某年起,到处可以听到大学校长们激昂慷慨的大学陈词:国家战略的,科学的,人文的,自主独立的,个性的,未来的,等等,不一而足。
我为之欢欣鼓舞,同时,窃以为这普遍像“表达式讨论”。相互不接茬、不理会,没有相互批评,甚至不隔空喊话,只是“大学各自表达”。大学本该各自表达,但校长们看似严格秉承小平以来“不争论”的传统,却似乎全然不顾小平只为在中国社会何处去的大是大非面前避免没有政治眼界和没有政治经验的清谈,避免在国内国际信息比较不对称条件下意气用事的轻率公投,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清谈和公投,只会误时误国。尽管如此,我还是为即便是表达式讨论唱赞歌。
如沐春风。因为在有教育方针,有教育法规,有教育政策,有教育纲要,教育评估体系等对大学的定义定位前提下,还有校长发声,说明关于大学的中国自说自话的清规戒律罩不住了,教育春天消融冰雪的声音在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小心谨慎的方式中传递出来了。
不靠拢、不聚会、不对头的讨论的确有点不过瘾、不靠谱,但是,毕竟大学之事缓多急少,宜缓不宜急。大学本来大同小异。当然了,大学在中国长期同质性,况且如今大学现在仍只有一个婆婆,看起来小媳妇争来吵去的还能脱鸡毛蒜皮的那些事?其实不然,这些表达绝非仅仅一地鸡毛,即便在他们中出不了划时代的教育家,大家的嘀嘀咕咕,高位的叽叽歪歪,至少是春江水暖中的那群先知鸭。人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在这个消费时代寻找到苦行英雄,娱乐时代的播火者普罗米修斯即便有被捆绑的锁链、被琢食的心肝也完全可以是当代魔术声光电手法制造的幻象。这没关系,重要的是,它象征了一个大学新时代的开启。毕竟,人类不总是只站在愚昧和文明鲜明的分水岭分界线上,人们也不必指望时代穿越到春秋,让今人再睹儒道墨兵法阴阳各家在世人混乱迷茫中他们独具的犀利眼光和无畏风采。
美中不足。校长们发声好像不为争鸣,也不在号召,有站队,有漂白,主要是为了澄清与我何干。教育国际化的新视域和广泛的教育国际交流轻易挑战了中国大学高不可攀的办学权威,轻易对话了中国大学不可言说的存在神圣,大学毕业生面对市场挑三拣四的尴尬和广为人知的中外教育理念差异,加剧了社会对大学教育整体质量的质疑。于是,不太迟钝和有些良知的大学从业者都会底气不足,心里发怵。于是,通电全国,撇清关系,这情有可原,谁不想与时俱进?但,还是要真做些与时俱进的事情才好啊,至少,大学讨论和批评中多些真问题,多些有营养的假设、多些说到做到才更好啊。对一个习惯于劳动的人,真的不习惯只说不做、说到做不到、说做分离的人和事。
二、回到大学什么原点?
“大楼与大师”中间的中国现代大学,是原点还是情结?或是被滥用的语录还是真理?“没有大师的中国大学”,是大学走上歧路,是大学黔驴技穷,还是正常大学?
(一)与大学关系,大师如同英雄,如同报春花
英雄只出现在乱世和民众的惶恐之际,其它岁月,世界需要平等和独立的生活,不需要英雄不时的救赎和刻意安排别人的生活。
大师只出现于学界惶惑或困顿失向之时,在知识平民化时代和表达互联网时代,供给大师高居群体之上加冕皇冠的金字塔底座早已被大众抽离。
在我看来,中国大学建国后的路径,并非总是歧路。专业化教育和大众化教育,大学的国家战略路径,大学的行政强势和思想保障等,是中国大学适应当时中国社会,中国大学适应中国发展阶段必要的策略。
我们都需要耐心看到,今天倍受追捧的西方大学大体大都走过今天饱受批评的中国大学的道路,这并非危言耸听。西方不少大学曾经行政强势到宗教权力把持,大学实行国家战略专注到专为皇室培养,大学大众化到大学文凭贬值以至于大学象经济危机来临企业纷纷破产一样纷纷关门大吉。我们今天倍感困惑的事情大都在西方大学的早期实践中如影随形,我们今天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大学品质在西方也并非天生丽质,而是其在遭遇一次次社会变迁而或不得已应对或主动求变的痛苦结果。
因此,总是虔诚地膜拜西方大学、而有意无意忽略应当在西方漫长历史和特殊制度构造中求解西方大学嬗变成今天优秀遗产的做法,无异于中国时人言必称秦汉唐宋、事不出祖宗之法的狭隘和偏执。
历史,是人类面对当时当地急迫问题、紧要问题所能想到、所能做到的条件下,由当时条件构成的社会系统所必然开展的内外互动的结果,如果存在偶然,也是策略选择上的问题。
大学,必要在因应社会系统为解决所面临的紧要急迫问题而紧急全面动员的情况下,做出大学自己必要紧密的回应。社会问题是不断的,大学回应就是持续的;社会问题有轻重程度,大学回应就有缓急排序。这是可以理解的一部分。
我们中国人开放看世界时,西方向工业化转型最为激烈紧张的时期已经过去,西方经济高速增长所谓遍地是黄金的机遇期已经过去,西方普遍浮躁的不安与纠结时段已经过去,我们看到的是工业化以后建设成熟的城市、有秩序的社会、普遍平和显得有教养的国民,当然,我们也看到已然了不起的西方大学。所以,为此,就难免有人心有忐忑,心生自疑,有时有人还不免自卑,以为别人向来如此。
所幸,有历史史料证明,西方并非向来如此,而且,甚至其所选择的特定制度和路径也并非决定了其必然如此。在这方面,我们需要特别小心在意,实践与真理之间的逻辑关系易于被简单化甚至庸俗化,历史的结果是可以证明什么的,但并不能证明一切,更不能纵容人们喜好以事情的结果论证事情的原因,这样的倒推论方法产出的知识汗牛充栋,比如,因为西欧经济发展而推论新教伦理才是合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之说,以后恐怕没有当初初传中国时有那么多的粉丝了,因为,以后难保有人继续踏着胜利者的足迹前进,以中国经济发展论证儒学才是合适东亚、中国市场经济繁荣的文化。这样想和这么假设也许没有什么错,只是好像不够充分,好像会掩盖那些所谓原因的偏狭,好像会忽略掉一些真正的诱因。
不管国人承认不承认,愿意不愿意,舒服不舒服,当今世界格局的游戏规则已经由现代化早发的西方基本制定完毕,西方的贸易、产品、枪炮到了哪里,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就随殖民销售到哪里,争论其道义原罪是有意义的,但并不解决多少我们的问题。我们有多少思想不自觉地被殖民?对此是所谓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更多更甚?还是相反,我们还有多少愚昧落后尚未启蒙,对此究竟是所谓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大众更迟疑更愚钝?这样的争论看似永远对峙下去,其实,当论据充分展开,终究会发现,人们其实说的并非都是同一问题,并非总在同一方向上比对,至少人们各自使用的论据与观点之间常常脱节,许多论据被运用到反方观点也许更为贴切。在关涉大学的诸多议题中似乎也难免如此,的确存在基本的假设,中国的现代化,某种程度上,无可回避的需要教育国际化。
三亚学院是个新大学,却一心想着古老大学的质疑精神、论辩文化。大学倡导自由,并非倡导革命方式,并非一定要在治理制度、管理体制上来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种非突变方式不可的思维是革命习惯,是懒人惯性,是英雄救赎情节,甚至是一种投机。这几者在中国都有文化存量,都与学术缺乏关涉。企图在大学进步方面一蹴而就,其实与大学倡导的自由已经远离,因为这样的突变,必然导致另一种压迫。
大学的自由,也许先要从大学基本日常的行事出发。人类的制度既可能是在历史转换的重要关口通过革命方式或者巨大变革方式制造的,可能是经过上层决策制定的,也可能是在漫长的、具体的、微小的社会生活事务中渐渐形成的。中国的编年史向来注重大事记,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熟悉了宏观方式,也许我们是到了该同样重视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的边缘叙事纪年方式的时候了。大学每天的必要功课是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大学每天要为教授和学生服务,所谓自由先要学术自由,先要学习自主,而学术自由和学习自主,先要自由讨论。学术和学习,两者都是大学每日琐事,又恰恰都是现代大学根本。
学术讨论要针锋相对而不能止于都是各自表述,大学没有讨论的习惯,也许与大学长期的官化相关?与大学最大的官——校长——相关吧。所以,大学讨论,大学的校长义不容辞。大学的讨论必要避免各自表述,各自表述如同京戏“三岔口”,各打各的,打不到一起,好看,却分不出高下。学者不一定分高低,甚至学术不必要分是非与对错,至少,学术需要分谁更有解释力,解决问题哪个方案更优。
我们明白,膜拜西方大学的人有时候只不过对中国大学恨铁不成钢,才故意忽略或昧着良知割裂了西方历史制造西方大学天生丽质的幻想,以刺激中国大学的惊醒与改良。
同样,怀疑某种制度消灭了中国大师,也是可疑的。大师是没有人能够消灭的,除非近似大师的人自己玩消失:要么没有高瞻远瞩、出类拔萃的能力回应社会共同的新课题,要么是自我同化于适宜的气候土壤、安逸于共享平均知识和思想。果真如此,这是学术的悲哀呢还是社会的幸事?学术需要人人踌躇满志与平等对话呢,还是需要总在期待圣明启示和仰视大师指点中忐忑呢?
(二)时下普遍怀疑中国大学萎靡的指责缺乏起码的公允
优秀的大学总成长于勃勃生机的社会和日益强大的国家,有谁见过积贫积弱的国家诞生伟大的、持续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大学?大学如何能够超越一部社会发展史而独立设计?大学从来不是社会的另类,而是社会的大多知识部分、基本良知部分、部分先知部分和因为志趣和术业专攻的局限不可避免的无知部分。
在中国立场,国际化视域下西方大学的许多优秀部分,无非源于工业化基础上现代化发端于西方并早熟于西方,无非出自于现代大学早诞生在西方三五百年。
所以,中国大学今天的某些困惑,不是路径困境,而是技术困难;某些不足,不是先天不足,而是尚未长成。以中国式巨量压缩的现代化进程时间,来比对由于信息化和网络化无限缩小的中外大学人文和地理空间,这种时空观是错位、错构的。错构,这种不是而似,构成真正的艺术品;错构,这种不是而非,是构不成科学研究范式内真正的大学分析的。
所以,中国大学不是黔驴技穷,不是因循守旧,不是固步自封,怀疑论者因为看不到错位,看不懂错构,而张冠李戴式比较,而历史超越式说话发言了。当然了,怀疑论者虽然错,却都没有过,毕竟祭出的质疑之剑都可能汇成融冰化雨之春风,对吧?不容怀疑的社会,不可能诞生具有怀疑传统的大学;没有普遍安静的怀疑(普遍不安静的怀疑是革命前夜),就没有科学精神;没有学术质疑的土壤,没有讨论的习惯,也就没有大学。无论科学,还是伦理,怀疑是金,发现是银,证明是铜,应用是铁。虽然,这是一个实用主义盛行的年代和世界,但对于大学,就只论大学精神,大学精神有许多,怀疑是大学自由大学精神的一个原点。
(三)大学乃大师的原点,令人疑惑
百年前北大,现代大学百业待兴,基于现代化的中国事业百废待举。在传统的教育传道授业解惑之三功能上,梅校长取当务之急传道者。诚然,在历史格局未破将破、未成将成之际,总更需要先知,不能济时至少可有布道,这么看,无可厚非。
但是,一旦格局既成,方向既有,制度既定,路径既然,资源既多,那么,只知道,不能知识,所以必要解惑,明白人才能做明白事,才能将所传之道广被众生;只知道,不能解困,所以要授业,以求方便知识者谋生。中国大学在新中国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建立以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兴业时间窗”里,一代代大学校长埋头于专业教育,专注于国家事务,以此二者构架大学目标、功能和品质,的确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如果有缺憾,就是过于世故而不够执着,过于实诚不够灵活。大学校长总有需要面对的学校事务之外的公共事务,但是,称职的校长应该总是愿意而且有办法把精力集中于学校品质提升、竞争力增强的校内事务上,总应当为大学事务而专守,总应当为大学精神而坚守。以此严格,中国大学校长们也许不足。
不执着。过于轻信大学配合社会阶段性功能和大学所在地域性需要,而淡忘大学数百年历史经验教训沉积的些许财富。大学之道之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是根本,大学之道的内部活力和组织动力来源于开放态度和民主机制,大学之道的个性化教育根源于大学自身坚持独立性、个性化办学之基础,无论如何,离却基础、失却动力,守不住根本,其他声嘶力竭或花样百出,都是舍本求末,都于事无补。仅此而言,不解大学自由,不持大学怀疑,守不住大学独立,校长的确有不执着之嫌。
不灵活。过于习惯大学前人规矩和尚方宝剑,习惯以至于麻木、无力无趣反思,是中国某些大学办学长时段的通病。中国改革开放出现无数钦命的、民举的乃至自誉的科学家、艺术家、画家、歌唱家、舞蹈家、金融家、企业家,唯独鲜有人自称教育家,官媒美誉的凤毛麟角的教育家,业界和社会,认同度不高。并非对教育家要求过高,而是其它各家水平虽然参差不齐,但至少都不同程度地以个性化方式发表,发声,发明,发财,发力,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事,如何不能成一家之谓?
反观大学,有多少可说可不说的话?有多少不咸不淡的事?有多少可有可无的位置和位置上的人?有多少大学真的因为校长执着而业兴?如果只是简单重复的事务,等同于机械劳动,从业者只能准称而绝非谦称为教育工作者。千篇一律,教育失魅;千人一声,大家隐去。食而不化,不知变通,这是大学校长需要检讨之处。灵活,并非事事反调、样样抗争、处处自行其是,灵活,是保持个性、以大学为重而独立判断和选择性行事者的权力与能事,舍此无路。
所以,当建国之初大学百业待兴,大学责无旁贷要集体跟进,大学必要同调同步。但大学钩沉历史,不难发现,毕竟大学有自己独特事务,仅仅把大学作为兴国大业事务所,把国家战略落地作为校长首要事务以至于应接不暇,可以为大学争得项目、资金、地位、荣誉的便利和便宜,而且也可以取得显示办学水平成果的捷径便宜,但一定易于陷入便宜的陷阱:不能独立思考,不便独立发声,不宜自己回应社会,那么,得利之事和光荣之事,并非一定是幸事了。
不难理解,大学如果自己不能独立思考,何来培养出独立人格的学生?学生于大学习不得独立思考的能力习惯,如何成为领军社会各路特立独行的精英?不能培养精英的大学如何体现大学之魅?
不难理解,不能独立判断与独立行事的大学,难能与时俱进,难能回应时代变迁,如此,大学之道的"变道"本能失落,大学前瞻时代的功能失势,大学便一定迟早失魅。大学校长发声,哪怕声嘶力竭,如果不是你的,即便有别人难以企及的平台,你说了你也想说的话,你做着你做不成的事,都于事无补,无济于事,都回不到梅校长原点,越不过梅校长高山。因为,在梅校长心里,与大学楼宇物质比,与大学显在的成就相比,大学精神更为根本。
大学精神源于某种独立的"守道"传统,也源于某种创新的"变道"能力。守道并变道,不是常人能为。大师之于个人,唯有专注学问、学问高深、忠诚教育、独立判断者所能事,即所谓大师。当然,彼时大师,基于学问,不惟学问,还有忧国忧民心,报国为民志,更有洞悉时事、把握社会、扭转乾坤、为社会导航、为大学前瞻布局、献身布道之势;彼时大师,解惑之高手,授业之能手,传道之巨手。大师之于社会,时局不同,产生大师的知识不够、信息不灵、社会迷惘、学界困顿、精神萎靡的社会条件并不随时都在。今日之大师如果有,也是技术型学问高手,而难见独具洞见、能力挽狂澜、特立独行的巨匠了。
据此而论,大师之谓,实质基于学识、更在大学学术自由、行事独立精神之所寄,而非一定所谓学问名人。由此可见,没有大学精神诉求的校长发言,注定结果是:制度颠倒安排危言耸听,独立务实校务眼高手低,名利事务滔滔俱来,自由精神悄悄隐去,此类好声音,于共同期待的大学又有何益呢?
当然,校长们说的可能是必要的愤激之词,推动中国大学进步、压死大学精神萎靡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未必是这些校长,但一定有几根稻草是校长们所压的。在这个变迁的世界里,大学如何和大学何如的每个声音都可能是引发彼岸后来海啸的那只煽动起来的蝴蝶翅膀。未来的人们,有理由向每根稻草和每只蝴蝶致敬。而我,则希望是骆驼再立起来、再走起来的那一寸稻草,怎么也看不出怎么长短,怎么也算不出斤两。
第四部分  大学的问题
在我的《民办大学的“出世计划”》一书中,曾经提到中国大学的一些困境,毕竟,我在所谓体制大学内效力二十余载,关注大学变迁亦已经年,其中甘苦,所知不少。其中困顿,也困惑不少。其中一些民办大学因为一些政策限制和办学基本条件不足的不入流的问题,作为办学困境不作为问题吧;其中的公办大学办学条件基本成熟,已然成为标榜,我便列举了  4个问题。
不仅如此,如今看来,中国当下,不分体制,仍有一些难题需要破解:
一、独立判断的传统——基因缺憾
大学的独立乃大学精神的基石。令人焦虑的是,在这方面中国大学还处在大学发育的初级阶段,大学长期致力于国家建设的主要命题,是大学的光荣,显示了大学在中国社会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显示了国家对大学的器重,同时,也反过来显示了大学的不成熟。大学是社会的一个设置,但不是政府的一个机构。“社会设置”的身份昭示大学与社会配套运行的特殊功能,既与社会关涉,也同时与社会保持距离;“政府机构”的比喻表明了大学在政府功能中的重要地位,也同时指正了大学的从属性。人们无需从道义上判断什么是非,但需看到,大学的这种状态即表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性特征,也反映了中国大学尚未成熟的阶段特性。
进入大学成熟状态绝非仅仅需要政策的开明,更需要大学自身的觉悟。大学人要自觉甚至自责,虽一直身在大学园内,却并非常在大学议题中。如此惯习,即便有幸较快获得放权自主办学,有权不会用将是最最正常的结果。
长期的经济不独立,选择便不自由。在一个婆婆调教下,会当小媳妇是题内之意,怎可能一朝婆婆走了,自己就会当家作明主了?不惯于自立的人易于路径依赖、鹦鹉学舌,拿婆婆做派自己当婆婆是最自然不过的了。大学独立行权的目标是大学更能按照大学运行规律、大学自身特质发展,这需要大学应对外部多元的社会制约与需求,需要大学整合和吸纳大学内部各种的资源和诉求。
进入成熟独立治理阶段的大学,大学治理结构将随之发生重要变化。对外,大学需要学会回应政府或者社会构成的“多方组合委托人”的委托,当好合法的、并能够确保大学各方面保值增值的合格“代理人”;对内,大学要从上传下达中间人(对上是行政下级,对下是全能上级)的身份转换为对大学本身负责的任期目标执行者角色。在这种条件下,决策会民主,决策程序、决策科学等难题不再难,教授治学以致教授专业者参与治校的机制不再遥远,大学管理也将随之转换为大学服务,这是可能的。可令人担心的是,我们都深信不疑一件事,温室里的花朵难经风雨,长期不独立造成的中国大学身体机能损伤是全面的,肌体功能、思维方式、判断能力、行为习惯等,无一不可能不落下残疾。更不用说,当还可能产生放权不放实权,用权怕真用权,依赖或者专权乃至公权私用等大概率预期的接踵而至?
缺少独立办学基因的大学要移植独立办学的基因,需要大学系统之外更大的社会系统环境优化,诸如需要市场进一步壮大提供丰腴土壤,需要法治真正上位以给予法律保障,需要社会进一步发育以提供社区自治的环境营养,需要时间排除政策意外,更需要时间排除异体不适。中国大学独立治理之路需要走很长很久的路。
二、大学生态的维护——系统失调
大学作为社会的一种设置,在特定的社会构成与社会运行的大系统之内,受社会影响,所以,我们得以看到同一国家的大学在不同社会进程中其特质前后不一,带上明显的特定社会进程时间的痕迹;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家的大学各自区别,带上明显的区域文化特质的社会空间印记。
在社会的时间和空间两种维度影响下的大学经过竞争,逐渐形成相对独立于大社会的大学子系统。日积月累的挑战、选择、竞争、反馈、合作、坚守,大学在与社会大系统交互影响中,大学经过大学之间的相互竞赛,选择了最优的生存和竞争模式。
这个模式被习惯称之为大学专业功能,专务于人才培养,专长于学术研究,专业于知识产出,专守于古老人文价值坚持,专注于科学事务竞争,并且,专门于内部七嘴八舌,专断于学者自己的判断。这个模式相当程度上固化了大学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构成特有的大学生态,并使得大学生态实际成为一个相对自在的系统,相对独立地存在,相对独立的表达。
大学生态可以累积新的关注,也可以不断内外渗透,但唯一不能的是,大学之“专务”,神圣不可削弱、神圣不可侵犯,所有内部累积的、外部附加的一旦于此越界,大学就产生排异。某些大学某些时候可能异化,但大学群落生态总是自成一体。对外,大学系统不可侵犯,对内,大学生态自体吐故纳新。这就是一切自以为是的人们以为可以随意形塑的大学真相。只要社会分工分出(或者诱惑出)有闲者(或者有志者)专务于知识学习和知识生产,这些学者学习者就一定会沿着古老知识的路径去执拗于知识圣地大学的逻辑。她与什么地域无关,她与多长时间无关,她与什么历史和文化无关,她与谁推行什么谁又推销什么无关,她与流行什么无关,她甚至与谁更嚣张或谁更懦弱也无关,这就是已然自成一体的大学生态。
特定社会事实描述、型构、表达特定的社会制度,同样,特定大学生态由特定大学的社会事实型构、表达与维护。特定的大学生态基于两个条件:大学同质性的历久弥新的共同传统,如上述大学生态与大学逻辑;特定大学个性化成长中特殊的专业取向、学术价值取向、大学文化诉求所形成的独特气质。大学生态的这两个条件,在大学成长中是互为因果的,谁在先不重要,谁在不在、谁占多少才有意义。
众所周知,由于现代化晚发,中国大学在大学的同质性共同传统(大学生态)方面普遍先天不足,新中国建立前与后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如此。由于改革开放主要诉求在经济发展,中国大学基于大学同质性共同传统的接续也并未纳入最急迫的大学事务安排中,更遑论大学个性化成长亟待解决的学术价值取向和文化诉求问题了。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某种意义上,个性化成长也在中国大学视线范围之内,只是囿于大学设置与运行的独立性限制,大学事务专务于国家战略,大学领导的出身和升迁通道难出行政化,所以,大学的个性化易被简化为大学的专门事务和专业方向,并常被矮化为大学领导的执政成就和行政风格。这样,实际上,谁来建构和维护大学特定生态和特定文化就一直成为悬而未决的事项了,零星的努力,杯水车薪,难以从系统层面解决系统缺陷问题。所以,判断中国大学个性化建立和大学生态维护的系统性失调,就所言不虚、在情理之中了。
不同大学的办学定位与学科专业特色,与特定大学的个性化密切相关,或者说大学个性形成离不开大学的办学特殊取向,但是二者无法相互表征、更不能相互取代。大学的同质性大学生态之“专务”,如同大学与生俱来的禀赋,历来如此,只能如此,必须如此;大学的个性特征,如同大学各自风格,千差万别,只能在思虑、考量、决策、处理、争论大学的日常事务的各种取舍之中,在每日的教学、学术、学习、教务之中,在许许多多、反反复复的办学细节斟酌与权衡之中,一以贯之、持之以恒的明确建构与精心维系,这是个贯穿大学长时段的系统工程。任何脱离大学生态基础和基于其上的权威制度安排和约束的、任何一次性或短期博弈,任何的朝三暮四、任何的心不在焉、任何的敷衍了事,都与大学生态、大学个性背道而驰,结果可能只是不伦不类的,或者,只是断断续续、支离破碎的“校际差异”景观,而与基于大学同质性大学生态和大学个性化风格无关。没有风格的大学,可以是产品复制工具,而不是知识的生产者,不是大学。大学风格可以是有意为之的,但归根结底,大学风格是大学历史,是大学文化,是大学所有有意无意选择的沉积。
在此,我表示相当的担忧,虽然,从理论上大学同质性生态系统的建立和恢复假以制度和时间等条件最终是可能的,但是,大学良好个性化风格建立和维系的诉求,却并不笃定会随之而来。在可见的未来,当有朝一日大学生态在中国恢复系统性存在,但我们同时可能更看到的,要么是没有良好风格的大学,要么还是批量生产的大学。
三、竞争与无需竞争——竞争错位
(一)大学文化不竞争
如果大学之独立自主精神是大学生态的优胜基因,那么,大学以学术价值作权衡的文化则是养护大学优胜基因、培育大学优良风格的营养和血液。当一所大学以学术价值作为教务终极裁定法则贯穿大学文化发育、形成、养护、维系的始终,学术追求就是这所大学的红细胞,一切侵蚀大学生态的有害菌都将被她自动识别、抵御、排异、最终清除。
在中国大学竞争所取得的骄人业绩中,还罕见大学文化的竞争。中国大学文化的识别度普遍较弱,大学文化培育亦很少纳入一届校长的眼界。有时候,大学文化是贴牌生产,政府倡导什么,市场流行什么,大学就应景贴什么文化标签;更多时候,大学文化是狭义校园景观文化;更有甚者,有时候校园文化缩减为仅是学生文化,学生文化萎缩成学生课外活动、社团活动文化。可见,大学文化实际成为许多大学的大学事务的编外。
这么指称,未免言过其实,任何大学,文化无处不在。没有给予大学独立生态的优胜基因以健康养分、没有形成以学术价值制衡的优秀大学文化,就一定存在与之分离的、甚至背离的大学亚文化,比如科层制文化、商业文化、混江湖文化、市井文化、守旧文化等,缺乏优秀大学文化的大学,大学生态的自我识别度和自主判断力相应也弱。
当然,这样的大学并不影响其参与教育GDP项目方面的竞争,这些大学某些敏感度、灵敏度很高,相应的竞争力也强。所谓得失平衡吧。
张五常先生所说的中国式经济成就与县级层面的地方竞争直接相关,也许并没有找到中国式发展由于改革释放的民间动力这个根源,但是,的确找到了高层释放民间动力在政府层面政策落地的接口。如果此言不虚,那么,同样,中国大学的发展,过去阶段主要兴奋点是经济发展路径的教育GDP版本,而此类发展的基层政策的落地接口,就是大学决策层(大学校长、书记们)了。
教育版GDP,主要由教育主管部门宏观导向的指标体系,如办学规模,办学层次,学科专业数量,学科的博士硕士学位点数和相应教师数导师数,重点实验室,纵向横向科研项目数和经费数,科研产量和所发期刊层次,科研成果的产品化产业化率等显性指标。而这些指标一个个化为"项目"、化为“试点"、化为"工程",政府发布,政府官员和官员化的专家评估,校长围绕项目和工程开展工作。以此分类,分为会干的校长和不能干的校长,以此划界,大学分为有机会的大学和没什么机会的大学,分为发展好的大学和不发展的大学,诸如此类。中国式国企发展、地方政府发展,围绕国家资源的竞争白日化,比基础强弱,比拼凑好看,比材料规范,比公关能干,是否存在不可言说的教育版寻租,不得而知了。
有谁可以理直气壮的指责呢,勤勤恳恳的校长,辛辛苦苦的校长,纡尊降贵的校长,战战兢兢的校长,撕心裂肺的校长,斯文扫地的校长,唯唯诺诺的校长。只有他们有权问天问地: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学生?
(二)大学教师本角色不竞争
教师本角色指教师传统角色,如教师在中国的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角色定位。
在消费社会诱惑时代,职业角色的分离、分裂现象值得关注,教师职业角色也难以幸免。不仅仅教授们更热衷于科学研究的项目、经费和成果,而且即便在教学,也只愿意给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上课,而不愿意给本科生教学,看起来是学校普遍扩招后教职不足,教授教学力不从心,但另一方面却是许多具有实力的大学教授职位人满为患,年轻人升职没有空间;或者,看起来是学校计算教师工作量方法导向教授选择科研和给高学位上课,但实际情况是考研给教授带来更多直接获利,而带研究生教授就获得科研免费劳动力。
其实,很难指责教授们的自私行为,如果大学事务可以任由利益而不是学术价值平衡,比如大学只重视显性的办学水平指标体系而忽略大学精神和文化建设,那么教授们以利益驱动就再正常不过了,如果国家巨量投入并高度评价的名校如此,那么大多数大学也如此就一点也不奇怪。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也并非匪夷所思,教授们的教学场地如今更多置换到政府公司电视台,而且还奇怪的出现教学话语对象普遍被置换,如教授关于学科专业的最新、最独特、最具竞争力影响力的观点不主要在大学课堂首要呈现给学生,而是传递给媒介、政府和公司。难道仅仅以知识产权保护可以遮掩所有冲动和权衡?难道仅仅是商业利益不可避免侵蚀校园可以解释和掩饰?
世界上多数大学的教授都以其能够获得校外学术舞台、其它传播机构、其他话语平台传播为能事,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对本校教职尽忠职守,必须专注本校讲堂,不误本校子弟。在中国,情况则可能相反,以至于今天中国大学里,理直气壮、心悦诚服喜欢教育的人要倒过来数,喜欢教学的更是凤毛麟角,具有一定水准的教授坚守课堂、坚守本校教职的则成为稀罕。教师角色普遍模糊与混乱事件背后的真相是,大学由于缺失必要独立精神和以学术价值平衡校务的大学生态基因、制度和文化,以致不能约束教授们的职业道德底线;教授由于长期不在以学术价值衡量一切的大学文化氛围中自由呼吸,以致可能随心所欲地轻视所供职大学的学生们的评价。当初,一些大学免除教授们在学术上的独立,破坏大学生态在先,于是现在,教授们则在商业田野里自由耕种与丰饶收获,而且,教授们一旦在自营商业上驾轻就熟,就再难舍弃商业诱惑、再难平心静气重返大学生态和学术田野辛勤耕耘,他们将人虽在学界,内心却鄙视学人。这种失常和尴尬一定是那些个轻蔑学术者所始料未及的。
教师角色的悖论,自然与社会的市场化竞争席卷校园有关,与社会的媒体化偏向有关,但是,更重要关涉的却是,教师角色价值取向偏离和教师个人商业利益最大化得以置于大学生态之上、进而置于大学学生利益之上并且得以成功,背后的始作俑者,却是大学在长期片面的办学指标体系下的项目追求、成果追求、名人追求的不合宜制度安排,而与之关切的最重要的不宜制度,是大学的评估制度。
大学评估,分类需要重估,更为多元和细致的分类,适宜大学个性化发展方向;大学评估,重显性成果,也要重隐性基因和文化;大学评估,客观细致,更需要完整。否则,大学评估,难言健康。
(三)科层制博位全面竞争
全球化无处不在,同处于现代化过程的商业席卷之中,从浓郁学术书卷文化走来的欧美大学,一样遭遇商品化的诱惑和侵蚀,虽不能一尘不染,但基本尚可守住底线;而中国现代大学发端时期短暂的学术书卷文化,浅表的书卷培植,断弦的书卷文脉,敌不过大学长期对国家战略关注而对书卷的遗忘,更抵不住商品大潮的席卷,无根之萍,无风尚自飘零,风来浪卷,自然雨打风吹去。
不再学术书卷讲究,则会在其他推敲。本来,学术就是学术,但是既然学术可以争鸣,学术当然也可以竞争,学术竞争当然也可以排位、分利,这在米尔斯《权力精英》中说得清楚不过,欧美大学亦难逃其则。但是,凡事在场,进场有度,学术竞争首先是真学术、为学术,然后,才可能得其他。这也是欧美学术场看起来始终不离初衷、温文尔雅的重要游戏原则。
然而,缺乏大学独立生态的优胜基因,缺少大学以学术价值制衡的文化,中国大学的学术竞争就失去大学书卷的自我制衡,学术被简单、直接的置换为学术位置、学术位次、科研吸金、学界名号等的充分竞争,把本应为学术而学术的大学事务演变为科层制式的学术权力和利益博位,以致衍生出学术打假产业和学术打假“英雄”。
当然了,学术庸俗化偏向并非大学单独所能事,非政府GDP模式的改变不能刹车,非政府单一导向拨款和评估的改变不能降温,非大学自主独立基因的培植与学术价值文化的坚守不能清除。
很多时候,中国大学硕果仅存的书卷先生,反而变成不能与时俱进、孤陋寡闻、不入流、仿制古董的代名词;中国大学的书卷学生,反而被证明是社会化过程的缺陷,不知社会、不能实践的高级次品。
好教师标准如此,好学生榜样如此,教学的过程平庸如此,学习的过程无趣如是,更少人长期专注学问,更多人总是关注客户,学好如何卖好,成为源动力。研究和学习的指向如此功利,谁还在大学坚持?谁还在学术坚守?没有这一系列的坚定、坚持、坚守,没有人在执着、持续、专注,大学生态何在、大学又将何在呢?
四、大学与员工、大学与学生的关系错构
大学缺失大学生态优胜基因和优秀文化的直接后果,是大学轻易为时势改向,同时,大学亦可能轻易将大学行政变为权力和权力市场,大学的行政不再是系统地教育教学服务,而是分离出来各自为政的人的管理,财的算计,事的推诿,权的寻租,利的不公平分配。
饱受诟病的大学行政化,导致大学内部的大学与员工“学术共构关系”改变为科层制的“权利管理关系”,导致大学师生的教学“平等互动关系”改为“权力从属关系”。
管理关系,而不是共构关系,延长了走到大学学术生态自发性境界的路程。管理最拿手的是激励,而大学只有形成员工是主人翁,主人翁权利的集体自觉才可能无限激发各自才气,才有科学创造活力,才有大学发展动力。
从属关系,而不是平等关系,走不到大学教育的自为状态。大学生远非中小学生,他们如果还喜欢听表扬,绝非廉价的鼓励,而是"价值被发现,智慧被欣赏"的诉求得到贴切满足,发现与欣赏,不是居高临下的,而是平等公平的,不是勉强恩赐的,而是心甘情愿的,这一切的差别不仅仅是理念差距,而更是制度差异、文化差异。
大学教育最为重要的目标之一,是学生自己的感知、发现,发明,创造,创新,这种状态较少发生在金字塔结构里,而更可能出现在扁平组织架构中,实验室,讨论室,是最典型的平等教育的场景,实验室式的教学关系是现代大学适宜的师生关系。可惜,中国大学本科实验室的许多典型场景是验证性的而不是发现式的,即便验证性的也不少是"手把手"式的照本宣科教室教学的延续,如此等等。僵硬的师生关系,不平等的师生关系,造成几乎无趣的大学教育,如何可能激发大学生普遍的好奇兴味和创造活力?
大学宜于促成学生发现发明的课程方式,有许多成功的范例,有挑战性的课程内容,有激发自主和斗志(包括但不限于分组分角色讨论)的课堂学习方式,等等,但最基本的是学生完全自由选课的制度。这是一项成本巨大的课程方式,教务安排是技术性和经验性成本,足够的教师和教室是资金成本,但更考验大学能力的是观念和价值成本。学生选课,最终都要走向学生选择教师,不只是教师数量难题,麻烦是教师质量难题,更麻烦是教师是否愿意完全让学生评头论足,是否愿意从科研利益场和校外穿梭讲堂退回大学课堂?最麻烦是,校长们自己有没有能力做出这样的安排,自己能否意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能否自己身先士卒?如果不能,许多事,无事生非;许多话,无话可说;许多情,情何以堪。
大学宜于学生学业收益更大的方式是紧张的教学安排,足够的课程内容、作业、实验、考试等,但是,中国大学却面临两个困境,一是,中国教育体系整体安排出现颠倒,基础教育阶段,是学生身心尚未成熟的阶段,在学生身体、心理、智力能力有限的条件下,需要更为宽松的学业安排和更为放松的学习方式,但是,因为高考压力层层提前释放,导致基础教育阶段学业压力大,学习时间紧,而一旦考入大学,放松的学业生活,成为学生普遍的期待,也成为大学普遍的为难,紧不起来;二是,大学教授普遍不愿意专务教学,普遍教学中课业布置不足,考试难度不大,给学生麻烦等于给教师添堵,教师角色错位错出来的苟且文化,加大了学生放松的学业,既没有更多的课程内容方式带来的兴趣激发,也没有更大的课业和考试压力,大学的学风可想而知,大学学生的学习发现力、创造力培养可想而知。
没有一所大学的宗旨是得过且过,所有大学总是信誓旦旦的要给予学生、给予社会更多更好。但,事实上,常常存在事与愿违。弥漫大学的某种气息有时不免让人生疑大学的诚信。
我们知道,缺失社会资本的社会,很难养育具备社会资本的大学,而不是反过来像我们常常想象的和安排的那样,仅仅寄所有美好希望、赋所有光荣使命于大学一身,大学的文化承当和社会承当是存在的,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不可推卸的,但是,大学的承担不能替换社会的承担。所以,社会问题并非大学之过,甚至大学问题也并非全然是大学之过。认识这一点,对大学生态所宜生的“社会生态”的建立或者恢复必不可少,大学只是大学。
但同时,我们还必须知道,大学必要启动紧急响应,以加速成功应对大学内部的社会资本缺失困境。缺乏社会资本的学生,其中不适应社会的,可能成为政府和社会的高价负担;其中迎合社会某种需求的,可能加重国家法制负荷,二者都远离大学宗旨。所以,大学义不容辞。大学存在,是智慧的存在,知识产出的存在,创造的存在,乃至诗意的存在,但,大学所有存在,都应当基于道德的存在,真诚的存在。
当我历数大学教育“十宗罪”时,并不是在说我们自己都能幸免于难,更不是我们自己已经做好,我们有时也在其中。差别是,我们总在揪心这是问题,总在清醒这是必须直面的问题,总在设法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能否解决?应然的教育场景其实清晰可见,并且,并非遥不可及,因为此类教育场景在国际上比比皆是。为此,我的心头愈来愈发沉重,还有多少冤枉路要走?还有多少无用功要做?还有什么自欺欺人的教育版皇帝新衣剧目将演绎下去或再次上演新版?
中国大学教育确有不可承受之重:还有多少国家战略要扛在大学肩头,大学还有多少回归科学分类评估的漫长道路要行走。但是,比之过眼云烟,挥之不去的是中国大学的不可承受之轻:不是需要加大资本投入,不是需要化大力气研究追赶,不需要完成天大的创造任务,甚至不是任何指标评判标准的重新设置,而只是大学自己不介意大学生态恢复和大学良好风格形成,只是大学自己可能并不愿改变。
三十余年的市场经济,让中国的企业界已经明白,没有优秀的企业文化,不可生产出客户满意的高质量产品;经过试图崛起的最初战略松绑,中国军界大略已经明白,中国海军航母瓦良格个头再大、武器再多也形不成战力,旧船底子终究可能技术升级改造,但海军军人志愿士气斗志血性在,才可能免于航母只当作模拟训练用场。中国大学何时醒悟,装载再多的豪华附件,生态系统不更新,不仅处理功能有限、处理速度缓慢,而且互联网时代,老迈最易被攻击、被淘汰。
如果总是无视大学生态优胜基因移植或者培育,如果总是忽略大学优秀文化和风格养育和维护,如果永远不加入市场竞争元素的视角设立大学考量的新标杆,那么,当经济不景气、财政捉襟见肘的洪水来临之际,政府救助的诺亚方舟之上,究竟能搭载几多大学?这又是我所不知道的,更是我不愿去细想和看到的。
五、求学时代,校长、教授在任永远的情结
身在大学,校长和学生的各自位置不免影响其重视的角度。
站位在大学,大学必要建立头脑清楚的发展战略、办学目标、大学定位、竞争策略,大学为此必要制定明确无误的各项制度,大学必要在大学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基本功能方面建立清晰可见的任务书和评价表,并依此作为日常工作的指南和评价。每个大学都有整套的实施方案,许多好大学还具备完整的系统设置和维护措施,很多古老的大学已有完备的汗牛充栋的各项大学运行规则。
大学总有许多规范存在,但似乎永远只有少数人掌握,他们是校长,教务长,或者,是部门长或专业人员,或者,他们是一所大学的老教授老职员,或者,是专门的研究者。但几乎不可能是大学的学生。
学生到大学求学,求知的是专业知识,求解的是人生困惑,求问的是创造可能,而少有或者几乎不可能有学生求教大学应该怎么办,除非他们遭遇了大学生活的不便,他们才开始怀疑大学的办法。
大学存在无数存在但却看不见的制度,包括学术制度、课业制度、交往制度,这些极微量的制度被学生感知,而包括大学进步制度、大学竞争制度、教授资格与聘用制度、人才培养制度等重要的制度却总在学生视域之外。换言之,大学必要建立完备有效的各类运行制度,但大学的学生却总在明确清晰的制度感知之外生活四年。
为此,许多大学必要重新考量看似大学制度管了许多事、却教育不了人这个现象。当然,实际上存在能够让学生感知到和有兴趣感知的大量有效制度,但他们基本是以已然化为大学文化的方式出现的。因此,可以说,这样的情况是大学的常态,即大学生是在大学隐约可知的文化中无意中长大的,而不是在大学教务事务有序安排中成长的。这也许是个值得大学领导者、研究者、大学教授们需要关注的话题。
当然,人们无需为此灰心,理想、科学的大学系统设置,完整、有效的大学培养制度安排,精致的课程设计,等等,并非与大学生碎片化的成长生活弱相关或不相关。恰恰是大学健全的系统设置,包括相应的大学各项目标一致运行制度和无处不在配套服务师生的体系,以及更为重要的相应的大学尊崇学术价值、尊崇学习价值、尊崇科学精神、尊崇人文关怀养成的优秀文化,才使得大学生在校园任何时间任何地方看似漫无目的的漫游,却总不出大学生态悉心的照料,才得以健康地“无意中”成长。这是许多成功人士回顾大学生涯最为困惑也最为印象深刻的大学映像。许多人已经记不得什么教学计划、什么课程安排了,更记不得大学什么业绩了,但常记得大学一些令人敬畏或感动的教授,记得大学充满诗情画意的校园和校园遭遇,记得大学的评价让自己和让许多人有激情洋溢的冲动、有长大的感觉和成功的感受。这就是我们期待中的好大学吧,就此继续期待中国大学为此付出更多精力和心智吧。要不,我们的校长、教授至少于在任时记得或者能够想起自己的求学时代。
结语  在难题中拷问教育的良知
中国大学需要加油。大学需要下决死之心移植或创设适宜大学生态的独立自主办学的基因,需要下足气力培植适宜大学自立自清的以学术价值衡量大学事务的大学文化,大学不只是因为道义,而且是因为算计:其实,大学真可以没有什么其它别的什么任务要完成,大学说到底只有培养能够把科学事业、中国事务、社会进步、人类福祉推向前进的一代代青年才俊的义不容辞义务和万死不辞的责任。
同处一个现代化范式,现代化的背景不一样,现代化的进程不一样,现代化的路径不一样,决定了对现代化的了解、取舍不一样,现代化的结果也就不一样了。
中国的教育现代化,需要以开放胸怀和改革勇气,面向教育国际化的标尺,其中许多至关重要的元素不可忽视。
要拷问大学的思考,其实是拷问大学的常识,而大学的基本常识基于大学从业者的良知。
要拷问大学内外部关系定位,大学与行政关系,大学行政与教师关系,大学教师与学生关系,其实拷问大学为谁而办、谁是大学始终如一的主人。
要拷问大学的功能排序,拷问大学从何而来、向何而去。拷问大学的人财物事运行、大学教学科研服务功能与大学文化大学精神的关系和位次,其实拷问大学谁需要,优先满足谁,谁在决定,谁在主导,谁在办大学和办大学为谁。
要拷问大学的社会定位,拷问大学与国家关系,与社会关系,与市场关系,其实拷问大学是从属人格还是独立人格。
要拷问大学的价值定位,拷问大学与科学关系,与人文传统关系,与现实世界关系,其实拷问大学有无思想和思想是否自由。
要拷问大学现代化的路径、条件,其实拷问大学志向方向在哪里。
要拷问大学国际化的路径、条件,其实拷问大学胸怀和智慧有无。
要拷问大学的现代化成就先要拷问大学路径,拷问大学路径先要拷问大学认知水平,拷问大学认知水平先要拷问大学价值选择,拷问大学选择先要拷问大学智慧,拷问大学智慧先要拷问大学良知。大学良知,最终还是拷问到大学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和社会责任。
如果我的大学拷问逻辑无误,那么,不难发现,当下中国不少大学可能是有些残缺的,他们在许多方面已然巨人,但在许多方面可能仍然侏儒;许多方面显赫,许多方面缺项。如果人们确证可靠的知识是历史知识,如果人们可以分截面研究断代史,但是,人们却难以剖析肢体不全脏腑不全者放心称为认识了人。同样,如果成为现代健全的大学,那么关于大学的主体、主导、功能、人本、人格、自由、志向、胸怀、路径、认知、价值、智慧、良知、独立等大学生态向内的要件不能确认都在,那么我们也很难放心说谁已经知道了大学,更难以启齿说我们在办大学,哪怕谁已经一生办学或谁已然功勋卓著。
如果有一天中国大学的制度导向、价值导向、评估导向都转向了向内,我们大略可以欣欣然,中国大学回到原点了。重回原点再行出发的巨人,自身就是魅力,就是正能量,就可以是经久不衰的、日久弥新的、健康的、富有活力的好大学基因。
因为明白,所以可以选择;因为尚在过程,所以许多难以企及;因为已经选择,所以我们必须选择人优先,学术的价值和大学的文化优先。当我们眼见“项目机会”与人与文化之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眼见一些眼馋项的“试点机会”失之交臂,由别人裹挟而去,我们心有不舍,心有不甘,心有不服,心有不愿,但我们还是始终选择沉默的人和沉默的文化,我们选择雄心勃勃和信心百倍地迎接欢迎我们时代的到来。
而当下,我选择,吾不言;我选择,大学的油米酱醋茶;我选择,你我都知道都喜欢的大学的一种经年弥久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