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港门沿革考 王墨

2017/4/27 11: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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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墨

 

 

    港门距三亚市区45公里,位于崖州古城西南4公里的宁远河入海口,历史悠久,然,文字记录廖廖,沿革莫衷一是,语焉不详。笔者拟根据岁月碎片,给港门沿革以历史相承的解释,但囿于史料和水平,裒益欠缜,瑕疵难免,恳请史家及父老乡亲指正修补。

 

毕兰村

  毕兰村,亦称“笔兰村”,清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崖州知州唐镜沅《题热水池既济亭壁》诗云:“郎勇城东霞散绮,笔兰村北雨如丝”。(《崖州志·卷之二十一·艺文志三·诗》)

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至晚唐:“李德裕谪崖,居于毕兰。后故,归葬。其弟德禧寓崖,因水冲毕兰,徙抱班”。(《康熙崖州志·卷一疆域志·遗事》)

毕兰村究竟在哪?历史也开了一个玩笑,耍了一个小小悬念。清咸丰本州镜湖(今乐东九所)举人吉大文在《上唐芷庵刺史书》中道:“岂今日多港,即昔日抱劝耶?毕兰虽不可考,而抱班尚属崖西黎峒”。《崖州志·卷之二十·艺文志二·书牍》

  这语气让人茫然,忽而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毕兰村,相传于保平、港门之间。李卫公谪崖时,居此”。(《崖州志·卷之五·建置志·古迹》)

这条关于毕兰村“于保平、港门之间”的史料,得到了史学家郭沫若的认可并在《李德裕在海南岛上》一文中引用,此文1962年3月16日发表于《光明日报》,也收入《崖州志·附录》。至此,港门前身为毕兰村已无庸置疑。


 

番坊港

  地名大多与当地山川湖海等堪舆或人文因素有关。关于“港门”,还是沿着母亲河---宁远河去探寻究竟。

我们先看看300年前(从《康熙崖州志》成书时推算)的宁远河:“大河水,一名大江,一名水南河,州北三里。《旧志》:源自五指山,东流转西,绕州之南门。其深莫测,传有龙潜。宋知军毛奎厌之,水路塞为平地,反流城北数里入海。今有自三丈河分流南北,环城而下,直抵保平、番坊二港,相合入于海”(《康熙崖州志·卷一·疆域志·山水》)。61年后重修的《乾隆崖州志》,在“卷一疆域志·山川”中对宁远河的描述同上。

首先,捋清4个关键词:毛奎、大水河、旧志、番坊港,为考证港门的前世今生寻找铺垫。

宋知军毛奎。毛奎,字子文,昭州富川(今属广西)人。南宋淳佑年间(1241-1252年),任知吉阳军。毛奎任知吉阳军,距康熙七年(1668年)张擢士修纂《崖州志》约428年;距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李如柏重修《崖州志》约454年;距乾隆二十年(1755年)宋锦复修《崖州志》约515年;距今约771年。

大水河宁远河南宋时期,它的河道和流向由于人为原因,与康熙年间完全不同;清中期,宁远河的深度、落差、水道与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宁远河也不一样,但流向仍顺西南入海。

《旧志》。张擢士康熙七年(1668年)任崖州知州,亲自纂修《崖州志》,被称为崖州修志第一人。志书纂成后,至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继任知州李如柏以张擢士《崖州志》为蓝本,补充修订后正式刻印,形成了现存最早的《崖州志》版本。因此引文中称《旧志》应为张擢士所修纂的手抄本《崖州志》,而《乾隆崖州志》同一条目中的“旧志”,当然即《康熙崖州志》。
  番坊港。在《康熙、乾隆崖州志》对港口记录的同一条目“山水或山川”中,均有“保平港”、“大蛋港”等港口的记载,光绪《崖州志》增补了“头铺灶(今盐灶,笔者注)港,城西十六里。其港开塞无常”的记录,唯独没有“番坊港”。这只能说明:其一,番坊港为僻处遐荒的小渔港,故被志书忽略;其二,由于属保平里管辖(或属保平港),志书只标明大的港口。但从史料中可知,“番坊港”与“保平港”近在咫尺,宁远河“直抵保平、番坊二港”,并“相合入于海”。

 接着笔者从沧海桑田的变迁中,寻找港门在崖州发展史上的痕迹与印记。

据《中国伊斯兰教志》记载:“在宋代,伊斯兰教有了初步发展,其覆盖面比唐代广泛得多。在海南至今仍有番浦、番港、番坊、番村、番塘、番井等等称呼”;《广东通志·卷一一二》记载:“番俗,本占城人。宋元间,因乱挈家驾舟而来,散泊于海岸”。由此可见,在海南环海地带,好多沿海地方散居着番民,都有类似以上的称呼。

宁远河河口上的“番坊港”究竟是哪里?我们还是先从当年番坊港和保平港的地理区域入手,探明当年它们的具体位置。

《广东通志·卷一一二》记载:“(崖州)番坊港,在城西五里”;《康熙崖州志·卷一·疆域志·山水》明表:“保平港,州西五里”61年后的《乾隆崖州志·卷一·疆域志·山川》曰:“保平港州西八里”。从史料给出的地理方位推断,与“保平港”近在咫尺,“相合入于海”的“番坊港”,就是当今之港门。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日本已故教授小叶田淳先生,他在《海南岛回教徒的村落回辉村考》一文中说:“(明)万历府志记载:大蛋港在‘州西南三里,客商泊船处’。对此,则有番坊港在‘州西五里’的记载。府志中没有保平港的记载,可以认为番坊港即相当于今日河口的保平港。番坊港恐怕也是番人的居住地”。从小叶田淳这段考证中可以作下列推断:小叶田淳没有看过康熙或乾隆《崖州志》对宁远河的描述部分,要不然他不会下“可以认为番坊港即相当于今日河口的保平港”的结论,然而,这一结论,让我们对“番坊港”即“港门”的论断深信无疑。

“万历府志”即《万历琼州府志》,修纂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故称。此书现藏于日本。《府志》距《康熙崖州志》成书时间约120年;距《乾隆崖州志》成书时间约180年。从《广东通志》和《万历府志》对港口的记录可知:明朝史料只有“番坊港”而无“保平港”之记载;这条史料,间接说明了清康熙、乾隆时期,保平港与番坊港其实是同一海港不同位置的两个口岸,也奠定了“番坊港”在“毕兰村”至“港门”历史沿革中承前启后的位置。

然后,回顾两个关键词:《广东通志》和“小叶田淳”。

  一是《广东通志》《广东通志》是明朝郭裴所著的一本记载广东地方堪舆、建置、人文、风俗等诸多方面的志书。从《广东通志初稿》算起,曾经编修了八次,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由郭裴、王学曾、袁昌祚等人负责纂修的为第三次,至1602年完成,距今413年。明万历年间关于“番坊港”的记载,正与本村若干户神主牌移崖始祖的年头相承。所以本村村民把港门的历史推至明代并不出奇,也不可非议,但当时的村落不叫“港门”,而是“番坊港”。

  二是小叶田淳小叶田淳,日本明治38年(1905年)出生于日本福井县,1925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1930年出任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讲师、助教授,出版《日本货币流通史》。1942年出版《史说日本与华南》,同年秋,受日本海南海军特务部的委托,着手《海南岛史》的编纂,1943年初到海南进行两个月的实地考察及收集资料,同年12月,著作《海南岛史》完成,著作权者:“海南海军特务部”。1944年再次到海南进行考察,同年,应征入伍,1945年日本战败,留任国立台湾大学副教授。2001年去世,年96岁。

  《海南岛回教徒的村落回辉村考》这篇文章,是小叶田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撰写的,昭和51年(即1976年)发表于日本杂志《南方文化》第2辑。然而,在他撰写与发表此文时,并不知道保平港已经不知何年被港门港所取代,要不然他给出的结论将是“可以认为番坊港即相当于今日河口的港门港”,而不是“可以认为番坊港即相当于今日河口的保平港”了。至此,“番坊港”就是“港门”的历史一目了然。

以上所述,自“水冲毕兰”之后的宋、元、明三朝,番坊港(港门)这个荒芜小渔村陆续有来自越南占城的番民和为讨生计而迁入的一些汉(黎)族混杂居住,直到清朝前、中期,随着地理和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变,“港门”称谓也呼之欲出。

 

港门村

   港门名字从何而来?为何而称?

我们再看115年前的宁远河:“宁远水,俗名大河。…绕南城,复南行,汇于港门西南之保平港,入海”。《崖州志·卷之二·舆地志二·川》  

从乾隆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六年,宁远河已流过了145年。又“保平港距城西南十三里,潮满,水深丈余,或五六尺,可容大船十余”。《崖州志·卷之十二·海防志一·环海水道》

“保平港距营十三里,为州治海门门户”。《崖州志·卷之十二·海防志一·海防》  

从以上三则史料可知,晚清时期,保平港是一个深水港,大蛋港由于河沙冲积已废,而此时港门的称谓已取代番坊港,但仍处在宁远河进入保平港的河口。

  另,保平港为州治(今崖城)的海门门户,而“海门门户”与宁远河交汇处的番坊港(港门),正扼守着宁远河流入保平港的咽喉,起到了港口门户的作用,也就是说,保平港是海门的门户,番坊港(港门)是保平港的门户,由于清朝前、中期番族已迁出或被同化,如“蒲姓番民改为符姓”(《试谈海南回族古籍及其历史文化价值》)就是佐证,根据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人文因素,老百姓在长期的生活生产中认定“番坊港”就是个“港门”,并逐渐传开,这便是“港门”的由来。

  但从何时开始使用“港门”之称谓,笔者认为应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后的清朝前、中期近百年之中。

 

村落称谓与文化遗旧

 

为什么“港门”称谓始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后的清朝前、中期近百年之中而不是更早时期?与港门文化遗旧的考证是否有关联?

 

关于五龙宫

港门有个部落叫“宫庙”,也就是“五龙宫”的始建地。“五龙宫”建于何时?查阅康熙、乾隆、光绪《崖州志》均没有记载,可见“宫庙”不是官府修建的,而是村民(渔民)为祈求平安自发建造的小庙,故志书不收录。但据现存“龙头”考证,“龙头”雕刻于“顺治八年”(即1652年)。顺治6岁登基,是清入关后第一位皇帝,在位十八年,“龙头”距今363年。“顺治八年建宫庙”,正好在康熙、乾隆《崖州志》所称的“番坊港”时空范围,此时“港门”尚未出现。也就是说,顺治八年,村民(渔民)在番坊港修建“宫庙”。(注:这里的村民、渔民不包括番民,番民指的是伊斯兰教徒)

 


 

关于陈继统

“陈继统,港门人。雍正间,往南山岭樵采,憩牛车山下,步入大洞天。见二叟对弈石上。继统旁观,拾余果吃。阅三时久,二叟忽不见。下山觅牛,存其骨,车亦朽坏。归家已三年矣。后无病而终,享寿百岁”。《崖州志·卷之二十二·杂志一·纪异》  

我们先不考究“纪异”的真伪,我们需要的是“港门人”和“雍正间”。雍正45岁登基,是清入关后第三位皇帝(1722—1735年),在位十三年。陈继统卒于何时史料没有显示,但肯定在雍正之后。这条史料说明在“雍正间”已有叫“港门”的村落,但这个“港门人”“雍正间”是光绪二十六年的《崖州志》记录的,在《乾隆崖州志》里没有关于“陈继统”“纪异”史料的记载,也没有“港门”的称谓,因此,雍正时期村名应为“番坊港”,但“史,厚古薄今;志,厚今薄古”,所以光绪《崖州志》取当时村名“港门”合情合理。

 

关于赛龙船

  港门有一个方圆数十里周知的赛龙船风俗。“…五月端午。保平里有赛龙船之举。为角粽,祀先祖,以相馈遗。又采芦花、香草、菖艾,浸水供神,浴体。或折艾悬门,以辟疫。是日,士女皆出港门观竞渡。…参《旧志》” 。(《崖州志·卷之一·舆地志一·风俗》)

  这段话是“参《旧志》”记录下来的。据徐日霖先生说:“现郭沫若点校本《崖州志》在序言、条目、议论中所称的《旧志》,即指张擢士所修纂的《崖州志》”。按徐日霖先生所说,《旧志》即《康熙崖州志》,则港门“赛龙船”风俗将有347年或321年的历史,但笔者认为,此处的《旧志》应该是《乾隆崖州志》,因为《康熙崖州志》没有“风俗”条目,也就不存在“赛龙船”的记录。

  而“是日,士女皆出港门观竞渡”这句话,出自《乾隆崖州志》:“…其日皆出观竞渡,闾阎妇女亦不之禁”(《乾隆崖州志·卷八·风土志·风俗》),且《乾隆崖州志》中并没有提及“港门”,“港门”二字是光绪《崖州志》按“志,厚今薄古”的原则增补上去的。说明乾隆二十年之前,还是“番坊港”。这条史料从一个侧面进一步证明: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后才出现“港门”之称谓,并在清朝前、中期近百年的某一时期,“港门”称谓逐渐取代“番坊港”。

《乾隆崖州志》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由崖州知州宋锦与崖州学正黄德厚纂修的,距今260年。因此,番坊港(港门)“赛龙船”风俗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超过260年。

综上所述,港门前身属毕兰村,“水冲毕兰”之后的宋、元、明三朝近七百年,这个人烟稀少之荒芜小渔村,陆续有因逃乱而漂自越南占城的番民和一些为讨生计而迁入的汉(黎)族混杂居住,形成了以番民为主的村落——“番坊港”,这一称谓直至清前期的乾隆二十年之前。

  星移斗转,沧海桑田,随着地理环境和人口迁徙、转移的改变,至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后的清朝前、中期近百年间,“港门”称谓逐渐取代“番坊港”并沿用至今,未超过2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