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的生态文明建设】从海南传统文化看生态文明

2014/11/29 10:31:00



 

从海南传统文化看生态文明
 

李利 

 
        [摘要] 本文认为海南传统文化中的两个要素对生态文明有重要启示意义:其一为海南传统文化中的原生态文化;其二为海南文化中多元文化融合的传统。前者展示了海南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后者则为多元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而这两者均为生态文明的重要维度,海南传统文化中的这两点优良传统将为海南创建生态文明提供极有价值的养料。
        [关键词] 海南; 传统文化; 生态文明
 
        工业文明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丰裕的物质财富,但正是其生产方式给自然和社会带来了双重困境。工业发展对自然资源撷取式的开采和人造环境对自然生态的强行介入,使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脆弱,而个人在卷入庞大的现代生产体系时孤独和无助的异化感则带来了社会精神危机。作为文明的一种理想形态,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它试图弥合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鸿沟,实现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本文认为海南传统文化中的两个要素对生态文明有重要启示意义:其一为海南传统文化中的原生态文化,其二为海南多元文化融合的传统。前者展示了海南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后者则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而这两者均为生态文明的重要维度,海南传统文化中的这两个优良传统将为生态文明提供极有价值的养料。
 
        一、海南传统文化对生态文明的启示

        人类学家泰勒最早对“文化”作出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与习惯”1,这一定义至今仍为我们理解文化提供指引。简单来看,我们可以将文化看作人类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固有行为模式。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历史,都要面对自身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从这一层面上说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每种流传至今的文化必有其可取之处。
        海南并不缺少文化,而是缺少发现、整理和弘扬,首要的要旨便是挖掘海南传统文化。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海南非但不缺少文化,反而是文化研究的“天然实验室”。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海南长期以来独处一隅,海岛环境必然内化在其社会文化之中,海岛文化与内陆文化相比有何异同?与其他类似生态的文化——台湾的原住民、东南亚的各族群相比有何特点?海南长期处于远离中央王朝的偏远地带,对朝贡体系的研究、对族群自我认同的研究、对国家——地方关系的研究,都是极好的实例。我们一般将社会类型分为前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对现代社会来讲,海南岛是中国的“一片净土”,对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严格限制,工业社会是其缺失的一环。当三百多年前始于西欧的工业革命席卷全球后,工业化侵入我们的头脑成为常识和常态,对于海南文化来说,缺失工业社会意味着什么?对以生态自豪却以经济自卑的海南人而言,海南文化发展又该何去何从?本文只能算作管中窥豹,对海南传统文化作一初浅的分析。

        1.原生态文化
“生态”一词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含义指“美好的姿态”,现在主要在西方词义上来使用该词,它来自古希腊词“Eco”,指生物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原生态文化至今没有精准定义,本文用一个与之对应的词语使我们相对容易理解原生态文化:现代文化,即工业革命后的文化形态。在今天,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后现代也随之诞生,其中反思的一点便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越来越发现原生态文化的许多品质正是人类追求的“自然”和“和谐”,这也是现在人们对原生态文化趋之若鹜的原因。
        按此理解,海南传统文化即可称为原生态文化。据地质考证,海南原为大陆的一部分,至全新世早期(距今约7000年),海南岛方最终成为与大陆分离的海岛。海南岛四周低平,中部高耸,以五指山、鹦歌岭为隆起核心,高度向外围逐级下降,由山地、丘陵、台地、平原构成环形层状地貌,梯级结构明显,海南文化便在这样独特的自然环境中演进。至今考古发现最早在海南岛活动的是距今约一万年的三亚落笔洞人,根据出土文物证明,他们以打制的石器从事狩猎和采集蔬果维持生活,还不会制造陶器。此外,昌江霸王岭和皇帝洞、东方乐东交界的仙人洞等处均发现史前文化遗址。虽至今缺乏直接证据说明这些便是黎族文化遗址,但作为海南岛最早居民,今天黎族生活中仍存在烧土陶、石拍树皮布和文身等活动则为史前史的最好证明,这三种文化元素据考证至少存在了4000年。本部分则以黎族文化为例来分析海南原生态文化,而黎族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合亩制、织锦与服饰、文身和船形屋。
        翻阅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黎族研究文献,其中凸显的一个主题便是关于合亩制的讨论,其背景是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如何帮助少数民族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当时主要认为黎族的合亩制保存了原始公社氏族制,一个“合亩”包括若干个有血缘关系的父系小家庭。合亩的规模大小不一,有的才二三户,中等的有十多户,大的有二三十户,一部分合亩也吸收外来户参加,这些外来户有的是远房的叔伯兄弟,有的是姻亲关系,也有吸纳外来逃难穷人“龙仔”参加。亩头都是以血缘关系中有能力的长辈担任,他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已婚,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和传统知识,懂得领导和指挥生产,能够执行生产前后的宗教仪式。合亩的劳动生产过程有着严格的性别分工,一般男子负责犁田、赶牛、踩田、挑担、砍山栏、戳山栏穴等,妇女负责拔秧、插秧、割稻、下山栏种等,由于男女之间的自然分工成为传统习惯,一般男不帮女,女不帮男,但共同劳动,同出同归。合亩对劳动产品的分配原则是按户平均分配,对人口多少劳动力多寡都不加照顾。分配前先扣除以下各种留粮:一是种子,二是给亩头留下的“稻公稻母”(它是合亩收获时由亩头保管留作备荒或待客用的谷子,但实际上是归亩头所有,亩众认为如不给亩头,则来年不会得到丰收),三是“留新禾”(收割时,先留10至12把稻谷,约24斤,给亩头煮饭酿酒,亩头吃了新谷亩众才能开始吃新粮,也有祈丰年之意),四是“聚餐粮”,五是“公家粮”,六是“青年粮”(刑关英,1990)。
        黎族织锦一般包括挑花、刺绣、扎染和蜡染等民族工艺,直至今日,也常能在黎族村寨看到黎族妇女在家织筒裙、上衣、头帽、花帽、花带、胸挂、围腰、挂包、龙被和壁挂等织绣品。中国最早的棉纺织改革家黄道婆在黎族聚居的崖州(今三亚市)向黎族妇女学习治棉纺织等技术,然后传入中原地区,为推动江南一带棉纺织业的大发展作了技术上的铺垫。
关于黎族文身的文献记载很多,对于其起因则是众说纷纭。文献所述的主要有四种说法,其中比较普遍并被认同的是明代顾玠所说,不文身“则上世祖宗不认其为子孙也”2,意为文身是祖先传下的遗规,如果妇女在世时不文身,死后祖先鬼神不认,会变成无家可归的野鬼,即文身习俗产生于原始宗教,含有氏族标志的意义。第二种说法是防止被掳掠,“海南黎女以绣面为饰。盖黎女多美,昔尝为外人所窃;黎女有节者,涅面以砺俗,至今慕而效之。”3三为表示爱情的忠贞不二,“凡黎女将欲字人,各谅己妍媸而择配,心各悦服,男始为女文面。······其花样皆男家所与,使之不得再嫁。”4四为美丽,“五指山中女及笄,百花绣面胜胭脂。”5
        黎族传统居住的房屋是以茅草为盖、竹木为架的简易茅草屋,茅草屋主要有船形屋和金字形屋两种样式,以船形屋最具代表性,它是黎族人民传统智慧的结晶。船形屋有高架船形屋与低架(落地式)船形屋之分,外形像船篷,拱形状,以格木(心材)、竹子、红白藤和茅草为建筑材料,房屋的骨架用竹木构成,十分原始和简单,属于传统竹木结构建筑。金字形屋以树干作为支架,竹干编墙,用稻草与泥混合后抹墙,房屋的大小一般由人口多少或经济能力决定,一家人生活起居全都容纳在这样的空间里。
以上黎族传统文化中的合亩制、织锦、文身和茅草屋均显示了一种原生态文化,这种原生态文化展示的是一种人类社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图景:织锦、茅草屋和文身中的图案、工具均取材于大自然,合亩制则是黎族社会适应环境的智慧结晶,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组织形式使黎族社会相对稳定的延续了几千年。正是这种原生态文化使得海南岛历经万余年,至今成为全国生态环境保持得最好的区域。有人说这是自然资源使然,有一定道理却不尽然,海南岛在自然资源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如气候、动植物资源和矿产资源,但能延续至今,与其文化分不开,文化不同其对待大自然的方式也不同。若对大自然采取破坏式的撷取掠夺,再好的生态也将被毁掉。对其它正在反思工业化、反思现代化的地区来说,海南原生态文化便是人类三百年舍本求末的发展中丢掉的“本”,海南传统文化对生态文明最大的启示便是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原生态文化。但其不利影响也应引起重视,即原生态文化造就了黎族地区闭关自守、消极被动、安于现状、固着传统的文化特征,这一不足正应通过下文要讲的文化融合来弥补。 

        2.文化的多元融合
一部海南文化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多元文化的融合史。黎族可称为海南岛的“主人”,但一方面,黎族的起源至今仍无定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为大陆迁移说,其二则认为来源于南洋群岛),无论哪种观点,至今的研究均断言黎族为迁移而来;另一方面,通过考古和史书记载可得知,从远古至汉唐都不断有大陆文化族群加入黎族。因此可说,黎族本身便是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由海南岛内的居民在长期的交错居住和文化交流、融合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在海南岛最早与黎族有文化交融的是汉族,始于西汉,汉在外、黎在内的人文地理风貌至唐朝在全岛环海地区建立稳固的州县建制时便初步形成了。明王朝为镇压黎峒的反明暴动从广西调集苗兵,这些苗兵后落籍海南,成为海南苗族,并形成与腹地山区黎族交错杂居的格局。唐朝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经商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在海南南部滨海地区遭抢劫而被迫落籍,成为海南回族最早的先民;从宋初至元朝,数批信奉伊斯兰教的占城人(越南)为避战乱先后迁入海南,成为海南回族先民中的第二支;明初广东番禺等地的蒲氏、海氏两大穆斯林家族迁入海南,成为海南回族的第三支。此三支回族逐渐向三亚羊栏地区集结,至今三亚羊栏已成为海南回族的世居地。此外,海南是我国三大侨乡之一,有100多万归侨、侨眷,琼籍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有300多万,既丰富了海南本土文化,又具有对外开放的特殊优势。
        可见,海南长期以来便是多元文化的大熔炉,在这里,黎族、汉族、苗族、回族及大量华侨的群族结构使文化形态上呈现千姿百态、特色鲜明而又错落有序、交相辉映的景象。在海南的历史发展中一直有文化自信与文化包容的传统,而这正是多元文化共生的核心要素。生态文明绝不仅指人与自然的单向度关系,文化生态也是其重要维度,文化之间主要通过交流与融合的方式实现共处。文化首先有一个相互理解与相互适应的过程,表现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融合从而形成社会共识,最终表现为国际交流与合作。这意味着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是消除社会误解和价值冲突,消除文化隔膜和文化误解,促进人类交流合作与和平共处,实现社会共识,以达成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
 
        二、启示下的行动

        1.自然之道
        生态文明不是让文明回到前工业时代,而是超越工业文明的局限。有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亟需阐明,即为何原生态均出现在经济落后地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注定成反比?解释这个矛盾的方法是将观察的时段延长。涸泽而渔,饮鸩止渴的危害易懂,但我们很多做法就是这样,只是由于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展,大大减弱了我们对该危害的意识。如大面积使用农药,不仅使人体吸入这些有害物质,也使土地肥力减低,但由于无论是对土地还是对人体的影响,没有立即显示在当事人的生活中,自己觉得相安无事,其实报复只是时间问题。仅从经济上来说,这是一个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问题,但对一种文明来说,则关乎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未来。 

        2.文化共生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不可避免。文化交流与融合既是人类精神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重要的文明机制。海南做了很多培育本土文化的努力,但一方面,对传统文化内涵的挖掘还不够,如“落笔洞古文化遗址”、“海上丝绸之路”、“黎、苗、回族的民族文化”、“黄道婆在海南”、“海洋文化”等都还没有形成共识,更不用说价值内化了。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推进,外来文化将以更加迅猛的态势扑面而来。在后工业时代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下,海南深厚的传统文化有被现代繁华掩埋的危险,古代遗址或破败或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淹没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被先进的机器屏蔽了。若对海南文化仍挖掘、彰显不够,她仍“待字闺中”的话,在与外来文化交流时难免缺乏自信,没有自信的交流将导致单方面的文化扩张或无谓的狭隘的文化冲突,一旦产生文化误解,这将成为社会矛盾的根源。这也是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的“文明冲突论”的理论根据。
        海南在古代虽然是个封闭的岛屿,但它处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端点上,因而造就了岛民闭塞而不拒外的心态。各地文化的传入,它都不排斥,甚至相反有一种吸纳的特征。笔者认为,结合国际旅游岛的战略定位,发掘、彰显和弘扬海南传统文化将成为海南创建生态文明的基础。
        不同文化的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管理的根基,相处必有交流,文化交流的前提,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为“各美其美”,即每一种文化首先需要建立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肯定自身文化的长处,彰显自身文化的价值。在国际旅游岛建设背景下,海南更亟需展开自身的文化建设。
 
         然而,传统绝不是封存起来的过去,而恰恰是对现今的生活能发挥影响力的部分,若不能对今天有作用,那它便会被遗忘,渐至消失,也便不成为传统。海南传统的原生态文化正是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海南多元文化的融合模式正是当今多元文化的共生之道。前者彰显了人与自然共处的智慧,后者则道出了人与人、文化与文化间相处的法则,而这两者正是生态文明的两大支柱。但不可否认,海南传统文化中存在着需摒弃的方面,如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和与现代产业脱节等都是急需摆脱的不利因素,需予以鉴别、分类对待。
 

         [注释]
        1(英)泰勒(Tylor·Edward Bernatt):《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明·顾玠:《海磋余录》, 济南: 齐鲁书社 2009年版。
        3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 卷10 绣面,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年版。
        4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7 人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5清·尤侗《西堂全集》卷16 黎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



        [参考文献]
        [1]陈光良:“海南原始居民蠡测”, 《广西民族研究》,2003第3期,106-110页。
        [2]明·顾玠:《海磋余录济南》,济南:齐鲁书社 2009年版。
        [3]罗香林:“海南岛黎人源出越族考”,《 青年中国》(季刊创刊号)1939年。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编:《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制调查》(海南黎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资料第一册),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1957年版。
        [5]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7 人语, 北京: 中华书局1985年版。
        [6]容观瓊:“对当前黎族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
        [7](英)泰勒(Tylor,Edward Bernatt):《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8]刑关英:《黎族》,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9]清·尤侗:《西堂全集》 卷16 黎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
        [10]中国科学院:《海南岛史》, 广州: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1964年版。
        [11]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什玲等五个乡黎族社会经济调查》(海南黎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资料第三册),北京: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印1963年。
        [12]中国社科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黎族研究资料选译》(共四辑), 广州:中国社科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印1963年版。
        [13]宋·周去非:《岭外代答》 卷10 绣面,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年版。